灯下漫笔（节选） 知识要点
一、关于背景
1925年前后（此间鲁迅先生小说集《彷徨》问世），中国社会异常黑暗。社会上章士钊的复古言论甚嚣尘上，胡适极力掀起“整理国故”的复古风潮，更有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杨荫榆、陈西滢等人便是御用吹鼓手）。鲁迅先生冷峻、沉静地审视社会风云，虽有“彷徨”，但仍然不断地对“国民性”进行探讨，深刻揭示群众的思想上的愚弱、懒惰、巧滑等劣根性。“议论文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华盖集〉题记》），这种执着的精神在《灯下漫笔》中已经十分清楚。为痛斥复古者的谰言，为痛击愚昧同胞一掌并使之猛醒，更为了激励青年开创未来而写下了本文。第一部分发表于1925年5月1日《莽原》第2期，第二部分发表于5月22日《莽原》第五期。
二、内容分析
课文只选了《灯下漫笔》的第一部分。原文由两部分组成。分别在1925年5月1日和22日《莽原》的二期和五期发表。全文表达的中心思想是“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全文两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一部分侧重于谈古，第二部分侧重于论今。两者既紧密贯通，又可以独立成文。
课文所选的第一部分，一共14段文字。文章在准确剖析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正是全文的主旨所在。
课文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1—4段。由钞票贬值而引起对“人”的价格贬值的思考。
写北京的钞票兑现难，写自己的真实感受，钞票跌价，自己赔钱，反而“非常高兴”。为下文做铺垫。
第1段，交代事情的时间、地点和事件的开端。“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见好，因此执迷现银的乡下人，稍明事理的人都乐意收受钞票。本段的第④句陡然一转“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引出了下文。
第2段，写蔡锷反袁起义，引起钞票行市骤变，银行停止兑现，购物贬值，换铜元、外钞不成，向朋友借现钱怎么会有？局面甚残酷。
第3段，写自己的实感，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六、七折就换了出去，自己还“非常高兴”。
第4段，写自己怀里揣着银元，高兴之余，突发“另一种思想：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就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这部分先写钞票的信用好，因政局动乱骤然变了行市，贬了值。到自己出手的庆幸，到触银深思，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但这并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它只是作者引起下文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5—11段。考查中国社会历史的本质，得出“两个奴隶时代”的结论。
在纷乱至极的社会中，中国人在暴力的镇压下，不求人格，只求做上了轨道的奴隶，整个三千年的历史不过是想做而不得，或者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第5段，紧承第4段回答原因之一。假设有一种暴力使人不及牛马，当然打死奴隶赔一头牛马便要心悦诚服，因为他们本来牛马不如。
第6段，上面的“假如”绝不是凭空假拟，就来剖析历史。从钦定正史，到“鉴编”史纲，历来不过记述的都是这些“小玩艺”——“将人不当人”。可新近教科书却说“向来就很好。”
第7段，由第6段转折剖析中国人向来没争过人格，官与强盗的争杀，使百姓只希望有个主子让自己做牛马。但只求做稳牛马的日子实际是不好碰到的。
第8段列举各个时代动荡使百姓求做牛马也不能，因此只求另外的人来做主子。当个上轨道的奴隶。
第9段，承前面7、8段，百姓求之不得，而来者不是狡猾者，就是外族者，总之，他们教给百姓如何服役，秩序稳定了，百姓做稳了奴隶，因此欢呼“天下太平”！
第10段，上面的剖析令人信服，但偏有学者们不讲事实，而是美化历史为“发祥”、“发达”、“中兴”，作者直截了当地戳击“太绕弯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第11段，进一步指出那些“作乱人物”不过成了“给主子清道辟路的”。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一部统治者使人民做奴隶的历史，一部老百姓甘心做奴隶的历史。
第三部分，12—14段，现实情况下走哪条路呢？我们只有创造“第三样时代”，这是我们青年的使命。
如果说第二部分从假设开始，剖析历史，揭示历史规律；那么，第三部分则从古到今，中国现在无不是在两种时代的方式下生活，“想做而不得”，因此，唯求“暂时做稳”了。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第12段，指出那些国学家、文学家、道学家虽“于现状不满”，但他们神往的是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而百姓不是迁进租界，就是避入教堂，因为那里可做稳了奴隶。
第13段，连用两个反问句，对提倡复古者进行批判。
第14段，我们也不满现在，但却不反顾，而是要创造第三样时代，是青年的使命。
全文从现实生活的兑现钞票起笔，谈行市，说心绪，陡然笔力一振，切入题旨，“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然后放开思路，说古道今，最后指出青年人的使命是创造“第三样时代”。
对比国学家崇奉国粹，文学家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热心复古，不难看出只有鲁迅先生“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不忌惮地加以批评。”对比中国历史上有利用暴力使百姓不及奴隶的，有编纂正史、略史或者教科书使百姓本已奴隶的生活美化为“很好”的，更有甘心纳粮、磕头、颂圣的，不难看出只有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他才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泽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