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的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观点述评
[摘要]福斯特是当代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要求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提出教育管理是一门道德科学,倡导对学校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造,学校领导必须成为批判反思性的实践。
[关键词]福斯特;批判理论;教育管理
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相连,通过对传统的和现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已成为教育管理理论不可忽视的思想派别。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对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作了精辟的论述。
一、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形成、发展福斯特教授1977年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导论、教育管理组织理论等课程,曾是美国《教育管理季刊》的编委。早在1980年,福斯特就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与教育管理的关系,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分析了传统教育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危机[1]。
1982年,在“全美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福斯特提交了《走向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一文,积极倡导建立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福斯特认为,建立一种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是有可能的,但要对我们当前的思考偏见进行分析,并要使批判的观点具有可接受性。福斯特还指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应当接受并建立在解释学和经验科学的观点之上,既要对现实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又要对现实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还要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应当关注揭露教育实践的障碍,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p254-255)。
1986年,福斯特出版了《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以下简称《范式与承诺》)一书,极力倡导批判与反思,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福斯特不仅指出了教育管理研究的直接责任,而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文化框架,以对教育管理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审视,并根据社会的责任和行动,解决教育管理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如丹特里对《范式与承诺》所作的评论:福斯特教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那些能够激发思想和觉醒的疑问的途径,《范式与承诺》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着作,它对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教育管理理论新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在史密斯主编的《教育领导的批判观》一书中,福斯特又发表了《走向领导的批评性实践》一文,认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应当如何共同地生活。”[4]
21世纪初,福斯特教授一方面仍坚持着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观点,将《范式与承诺》一书作为其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共同体、教育管理的伦理问题、学校组织变革、教育组织的管理隐喻、建构主义教育领导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基本观点
1.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福斯特提出,教育管理的固定思维倾向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打破霸权的传统教育管理观念,包括对实证主义及强调价值中立教育管理观念的批判,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他还指出,传统的教育管理观是建立在泰勒“科学管理”基本主题之上的,它把经验主义作为获取真理和事实的唯一源泉,而其它的任何方法都是荒谬的。福斯特简明而公正地批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摈弃和忽视了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情感、价值维度,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的原理,以追求组织管理的最大效率。
福斯特还批判了梅奥在霍桑研究中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认为人际关系的组织管理理论虽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其经营管理的操作策略还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最终目的,即生产的高效性和产品的价廉物美,这种对个体的“虚伪”兴趣仅仅是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过程人性化的另一种途径。福斯特认为,人际关系研究为“科学管理”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立面,成为控制工人的另一种工具,它在本质上为管理者提供了开展“社会工程”的技能,要求由同辈群体起支配作用,以控制非正式组织,并确定生产的规范、过程和质量等[5](p41)。
福斯特批判了实证主义教育管理的本质,认为实证主义是与唯名论相连的,传统教育管理科学是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的一体化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则不具有知识的地位[2](p241)。福斯特指出,教育管理研究一直被实证主义者所垄断,他们以及一些解释主义者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福斯特认为,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的价值并不高,因为它只关心教育管理的技术因素。在对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批判理论不仅要指出意识形态的关系,反思工具理性对社会交往的危害,而且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指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两分法的错误本质,重新考虑教育管理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2.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应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
福斯特还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项道德科学,要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观假定,教育组织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中更大的、无所不包的教育伦理之上”的。这种教育管理观念相信,学校不仅仅是社会规范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保存者,而且是自由的促进者和真正民主的倡导者。学校不应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永久化,而必须着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问题。福斯特指出,缺乏教育管理的道德观、教育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实现其目的就不具有很大的价值[5](p21)。
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是在20世纪末的激进时代中提出的,甚至一些保守的学校管理人员也接受了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福斯特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民主和自由。他指出,学校管理人员必须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假定,使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进行对话的“竞技场”。在学校“竞技场”中,需要审视以下一些问题:在学校管理中,教师能够参与多少?管理的角色是以同事为中心还是以权威为中心?学校重视基本技能,高级技能,还是社会技能?学校应当注重改正有些学生的所谓“缺陷”,还是注重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的优势?应当把学校看成是变革的代理者,以开创更加公正的社会,还是社会化的场所,以使年轻人适应现存的社会结构?
福斯特非常赞同萨乔万尼的观点。萨乔万尼指出:“改善社会秩序是教育管理具有规范化性质的体现……教育管理是一种设计行动过程的科学,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情境,达到理想的情境。”[6]站在道德科学的立场上,福斯特提出,要鼓励学校管理人员改变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关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的问题。福斯特强烈地批判了教育管理研究忽视或排斥伦理问题的倾向,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只能是批判的道德科学,应确立一种反思的态度,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正视和处理各种教育管理的道德两难问题。
[摘要]福斯特是当代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要求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提出教育管理是一门道德科学,倡导对学校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造,学校领导必须成为批判反思性的实践。
[关键词]福斯特;批判理论;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08)04-0035-05
教育管理批判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相连,通过对传统的和现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已成为教育管理理论不可忽视的思想派别。其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对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与实践作了精辟的论述。
一、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的形成、发展福斯特教授1977年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导论、教育管理组织理论等课程,曾是美国《教育管理季刊》的编委。早在1980年,福斯特就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与教育管理的关系,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思想分析了传统教育管理理论的合法性危机[1]。
1982年,在“全美教育研究协会”年会上,福斯特提交了《走向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一文,积极倡导建立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福斯特认为,建立一种教育管理批判理论范式是有可能的,但要对我们当前的思考偏见进行分析,并要使批判的观点具有可接受性。福斯特还指出,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应当接受并建立在解释学和经验科学的观点之上,既要对现实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又要对现实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还要对社会意义和历史背景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应当关注揭露教育实践的障碍,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p254-255)。
1986年,福斯特出版了《范式与承诺——教育管理的新方法》(以下简称《范式与承诺》)一书,极力倡导批判与反思,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门“道德科学”,把改革教育管理实践作为批判研究的旨趣。福斯特不仅指出了教育管理研究的直接责任,而且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文化框架,以对教育管理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审视,并根据社会的责任和行动,解决教育管理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正如丹特里对《范式与承诺》所作的评论:福斯特教授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那些能够激发思想和觉醒的疑问的途径,《范式与承诺》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着作,它对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教育管理理论新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在史密斯主编的《教育领导的批判观》一书中,福斯特又发表了《走向领导的批评性实践》一文,认为伦理的思考是教育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因此也必须是教育管理培养方案的首要内容。福斯特指出:“领导从总体上必须保持一种趋向民主价值观的伦理关照,它必须历史地与伦理的意义相关联……这里的伦理不仅仅指个体的行为,而是指一种更加综合的观念,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社区应当如何共同地生活。”[4]
21世纪初,福斯特教授一方面仍坚持着教育管理的批判理论观点,将《范式与承诺》一书作为其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转向对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研究,对教育管理共同体、教育管理的伦理问题、学校组织变革、教育组织的管理隐喻、建构主义教育领导等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
二、福斯特教育管理批判理论基本观点
1.打破霸权的主流教育管理观念,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福斯特提出,教育管理的固定思维倾向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以打破霸权的传统教育管理观念,包括对实证主义及强调价值中立教育管理观念的批判,实现教育管理观念的变革。
他还指出,传统的教育管理观是建立在泰勒“科学管理”基本主题之上的,它把经验主义作为获取真理和事实的唯一源泉,而其它的任何方法都是荒谬的。福斯特简明而公正地批判了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摈弃和忽视了行政决策和管理的情感、价值维度,过分强调了劳动分工的原理,以追求组织管理的最大效率。
福斯特还批判了梅奥在霍桑研究中提出的人际关系管理模式,认为人际关系的组织管理理论虽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但其经营管理的操作策略还是为了实现组织的最终目的,即生产的高效性和产品的价廉物美,这种对个体的“虚伪”兴趣仅仅是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过程人性化的另一种途径。福斯特认为,人际关系研究为“科学管理”的形式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立面,成为控制工人的另一种工具,它在本质上为管理者提供了开展“社会工程”的技能,要求由同辈群体起支配作用,以控制非正式组织,并确定生产的规范、过程和质量等[5](p41)。
福斯特批判了实证主义教育管理的本质,认为实证主义是与唯名论相连的,传统教育管理科学是根据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的一体化知识体系,价值判断则不具有知识的地位[2](p241)。福斯特指出,教育管理研究一直被实证主义者所垄断,他们以及一些解释主义者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福斯特认为,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的价值并不高,因为它只关心教育管理的技术因素。在对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福斯特提出,批判理论不仅要指出意识形态的关系,反思工具理性对社会交往的危害,而且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指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种两分法的错误本质,重新考虑教育管理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的结构。
2.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应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
福斯特还认为,教育管理是一项道德科学,要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观假定,教育组织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中更大的、无所不包的教育伦理之上”的。这种教育管理观念相信,学校不仅仅是社会规范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保存者,而且是自由的促进者和真正民主的倡导者。学校不应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永久化,而必须着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问题。福斯特指出,缺乏教育管理的道德观、教育管理理论对于学校实现其目的就不具有很大的价值[5](p21)。
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是在20世纪末的激进时代中提出的,甚至一些保守的学校管理人员也接受了福斯特关于道德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福斯特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公平、民主和自由。他指出,学校管理人员必须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假定,使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成人与成人之间进行对话的“竞技场”。在学校“竞技场”中,需要审视以下一些问题:在学校管理中,教师能够参与多少?管理的角色是以同事为中心还是以权威为中心?学校重视基本技能,高级技能,还是社会技能?学校应当注重改正有些学生的所谓“缺陷”,还是注重不同文化和不同群体的优势?应当把学校看成是变革的代理者,以开创更加公正的社会,还是社会化的场所,以使年轻人适应现存的社会结构?
福斯特非常赞同萨乔万尼的观点。萨乔万尼指出:“改善社会秩序是教育管理具有规范化性质的体现……教育管理是一种设计行动过程的科学,目的是要改变现存的情境,达到理想的情境。”[6]站在道德科学的立场上,福斯特提出,要鼓励学校管理人员改变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关注更大的社会背景中的问题。福斯特强烈地批判了教育管理研究忽视或排斥伦理问题的倾向,认为教育管理研究只能是批判的道德科学,应确立一种反思的态度,树立一种道德科学的思想方法,正视和处理各种教育管理的道德两难问题。
福斯特还认为,领导是一种反魅组织结构,并洞察“常规”情形的政治行为,它是一种为参与决策而争辩的政治行为[5](p187)。福斯特精辟地指出:“领导必须了解环境和变革,授权和改革是批判理论的精神所在。授权和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把我们从意识形态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并赋予我们以远见……授权可以得到不受限制的对话,改革可以传达超越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就的信息和信号,它提供了一种远见,一种公正、平等社会秩序的远见。”[5](p188)
福斯特也指出,教育领导应当是一种批判的道德实践,致力于改革学校文化和学校生活中那些不受欢迎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教育实践中的种族歧视、阶级偏见和性别歧视,也可能是对某种宗教或宗教团体的偏见,还可能是对各种残疾人、处于社会不利境地的人和有智力缺陷的人的歧视[4](p54)。福斯特认为,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教育管理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作为批判性实践的道德领导不是要“编织”更加完善的组织结构,而是要重新界定“生活世界”的实践,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共同理想。
三、结论与评价
批判理论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课题之一,福斯特把批判理论作为理解教育管理的一个框架,对教育管理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对教育管理研究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从思想渊源看,批判理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应用。福斯特把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和科学观作为抨击的对象,重新思考了哈贝马斯的批判观念,揭露了主流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当福斯特把批判理论应用到解释教育管理和组织问题时,它已经从提供激进组织思想论坛的作用,转变为理解和评估教育行政决策和组织生活质量的过程。福斯特的批判理论试图把科学解释的逻辑与文化理解的传统结合起来,以建构一种追求美好生活和公正社会的评价框架[2](p240)。
其次,从目的论看,批判理论的本质在于对科学和工业压制个性的现代理性提出批判。正如伯恩斯坦指出的:“批判理论希望使主体完全意识到物质世界蕴涵的矛盾,洞察意识形态的神秘性以及曲解现存社会状况的错误意识形式。”[7]福斯特对科学主义无视个体人性的现代理性提出了批判,把社会的民主化和人性的解放看作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目的,试图重新塑造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育组织管理主流观点。福斯特所关注的教育问题是:当前的权力结构、课程结构和教学结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什么?
其三,从方法论看,批判理论的方法论主要是辩证法,福斯特希望通过逻辑分析和争鸣来提高人们关于其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觉醒程度。在逻辑分析和争鸣的过程中,福斯特的批判理论依赖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生成,希望指出现存社会状况的矛盾和冲突。福斯特受到哈贝马斯早期作品的影响,把科学与实证主义划等号,认为实证主义的教育管理理论只重视教育管理的技术方面,无视多元性、种族和民族问题、社会阶层问题等。
其四,从知识论看,福斯特呼吁教育管理理论应该拥有更广泛的知识来源,应该承认“交往的知识”和“解放的知识”在人类事务中的现实意义,提出教育管理的知识基础要更多地强调对教育现实的批判、道德与价值观、授权和教育变革,让那些无权的人参与到教育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中,让教育管理的实践人员具有批判的眼光,以分析教育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总之,福斯特对教育管理理论提出了众多挑战。那些相信管理方格、列表、四分图和方案的教育管理实践者无疑会对福斯特的着作失望,因为福斯特的着作抛弃了崇尚效率的领导与管理观;而那些能够从智慧和伦理道德上内省自己角色的教育管理人员则会欢迎福斯特的着作,把福斯特的着作作为兴奋剂,以丰富他们对教育管理的本质、目的和意义的探索。
[参考文献]
[1]Foster,W.AdministrationandtheCrisisinLegitimacy:AreviewofHabermasianthought[J].HarvardEducationalReview,1980,(4):241.
[2]Foster,W.TowardaCriticalTheoryof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A].InT.J.Sergiovanni&J.E.Corbally(Eds.),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culture[C].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4.
[3]Dantley,MichaelE.BookReview: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J].JournalofEducation,1988,(2):150-158.
[4]Foster,W.P.TowardsaCriticalPracticeofLeadership[A].InSmyth,John(ed),CriticalPerspectivesonEducationalLeadership[C].London:FalmerPress,1989.55.
[5]Foster,W.P.ParadigmsandPromises:NewApproachesto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M].PrometheusBooks,1986.
[6]Sergiovanni,T.J.DevelopingaRelevantTheoryofAdministration[A].InT.J.Sergiovanni&J.E.Corbally,(Eds),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Culture:NewPerspectivesonAdministrativeTheoryandPractice[C].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84.278.
[7]Bernstein,RichardJ.(1976).TheRestructuringofSocialandPoliticalTheory[M].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6.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