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的后现代转向与理科教学改革
摘 要:对科学文化的根本理解既是理科教学设计、实施和评价的基本前提,也是理科教学的重要内容。因此,科学观的变化、发展及其教育选择将会对理科教学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后现代科学观作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内容不断冲击着人们原有的科学本体观、发展观、形态观和价值观,并通过种种途径对理科教学的发展产生着影响。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后现代科学观的内容及其对理科教学的影响和意义,并据此提出改革策略。
关键词:科学观 理科教学 后现代 教学改革
随着科学“元勘学科”的发展,后现代科学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我们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从其否定、摧毁之层面着手,而对其建设性的内涵则重视不够”[1]。其实,对后现代科学观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既要关注它在突破科学主义者的静态、绝对、僵化、霸权的思维框架方面的贡献,也要看到它在很多方面走向极端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对于科学教育、教学而言,目前我们对后现代的东西不是了解得太多了,而是相反。认真分析后现代科学观的源流与内涵,我们会发现这种思潮绝非空穴来风和恣意编造,它多是对现代科学的负面效应和狭隘认识的批判与反思,这对我们全面理解科学文化,反思当前理科教学中“科学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现代科学观的核心与困惑
现代科学观是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人们形成的对科学的总体认识。一般认为现代科学是指十六世纪中后叶以来,由哥白尼、笛卡尔、牛顿等科学巨匠开创和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不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自然观、人生观,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巨大力量使人们对科学本身“刮目相看”。现代科学对世界全面、深刻的解释以及借助技术和大工业的力量对世界的改造,使人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理解、预测和改造世界的灵丹妙药。由此,带有浓重科学主义色彩的现代科学观不断萌发、滋长、生成和扩张。可以认为,现代科学观的核心内容包括客观主义的科学本质观、线性累积的科学发展观、学科体系的科学形态观、被动接受的科学习得观和科技万能的科学价值观。
对于科学的本质,现代科学观强调“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2]科学知识一经发现、证实之后便永远也不会被推翻。与此相应,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线性累积、不断壮大的过程,是“通过归纳所得并经由观察证实的真命题及其集合的积累”[3],由此,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发端于观察和止于科学知识(真理)永远向前的线性过程。现代科学本质观和发展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形态持静止、封闭和僵化的理解。一方面,科学的真理观决定了人们对科学无比膜拜从而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作用,致使科学与其他人类文化缺少沟通;另一方面,科学体系内部各门科学之间“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终使对科学形态理解停留在“各门学科之和”的水平。如果科学就是真理、学科和观察归纳的结果,那么势必导致对科学的迷信和对科学认识过程的简单理解,最终导致在科学的继承中没有怀疑精神,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科学的习得成为被动、简单的接受活动。对于现代科学的价值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是最好的诠释。培根认为科学知识“是掌握自然奥秘的巨大手段,是通过认识而驾驭自然的巨大力量”[4],“自然科学的唯一目标就是更坚决地建立和发展人类优于自然的力量和统治”[5]。现代科学价值观反映了物我两分的二元对立思想,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利用,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科学技术自身带来的问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科学现象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过去对科学的理解是简单、幼稚和肤浅的,面对现代科学观人们不免怀疑、茫然和困惑。这种困惑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冲突,一是科学技术万能论与战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冲突。现代科学观认为科学是有力而“顺从”的改造世界的武器。但事与愿违,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不断显露,能源危机、生化武器、生态灾难、人口过盛、环境污染等等成为困扰人类的痼疾,对此科学技术显得力不从心。二是故有科学理解与科学新发现的冲突。比如,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世界运行具有精确的规律、物质运动严格遵守因果决定论、宇宙的演进将沿着熵增的方向等等,这些观点遭到了量子力学、相对论、非线性力学和自组织理论的普遍责难,现代科学观在科学内部遭到质疑。三是现代科学观与科学元勘学科研究结果的冲突。以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等为代表的科学元勘学科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认为科学是人类与自然进行交流的特殊文化活动,具有明显的动态性、情境性、主体性和有限性,这些明显是对现代科学观的突破与超越。当然,后现代科学观是尝试解决如上冲突最有影响的尝试。
二、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意蕴
根据批判视角和激烈程度的差异,可以将后现代科学观分为两类,即激进的后现代科学观和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前者以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其主张的共同点是对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属性的否定。而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派“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6],“反对现代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和还原论”[7]和“现代世界观的人类中心主义”[8]。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力主消解现代科学观中的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真理与道德、目的与手段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对科学观的变革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至少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后现代科学观贬斥科学理性。后现代主义者认识到,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实证、数学和逻辑等理性方法,而且还需要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创造性的活动中非理性方法更为重要。费耶阿本德甚至提出“怎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如果我们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9]。后现代科学观否认科学活动是纯理性的,是达至真理的途径,重视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的个别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突出科学活动的过程性、发展性、情境性和不连续性,这些都是以往的科学认识所忽视的。遗憾的是,后现代反理性主义走向了极端,“根本否定了事物之后的‘实在’的存在,因而认识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把握什么东西,一切都是在差异、流变之中,人们对待现实与世界的态度只能采取游戏的态度,而且就连游戏的规则也是不必要的” [10],过分夸大认识的相对性,将相对性绝对化,这些是不足取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在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将理性的作用绝对化、将理性的力量无限夸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后现代科学观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笛卡尔以来的基础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事物并没有固定的本质”[11]。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本质主义者批评道:“他们自以为通过借助普遍概念或规律的科学方法把握了对象的本来面目和真实存在,实际上却是把对象十分丰富、十分生动的具体内容变成了僵化的抽象物。这种作为抽象物的概念或规律由于自身的空洞的普遍性,不仅无法完满地解释任何一个复杂的具体对象,反而成为有效地认识各种对象的障碍。”[12]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事物认识的多元主义,认为不同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透视,但它们之间是“平权”的,不同的理论自有其价值所在。由于承认多视角、多层面透视世界的合理性、平权性,后现代主义者自然地否定事物唯一本质的存在,转而寻求全面的诠释、说明和理解。相应的,后现代科学观衡量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标准不在于它与世界的一致性,而在于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等等。后现代主义者在批评科学主义者、本质主义者滥用抽象的方法时,抛弃了抽象方法本身,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的一大损失,但他强调事物的变化、发展特征,主张动态、全面、具体地理解世界是可取的。
后现代科学观否定真理的存在。在如何对待真理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对其存在持否定态度是主流。自从现代科学得到迅猛发展以来,科学就总是被人们视为“正确”、“合理”、“客观的”、“真理”的同义词,人们逐渐在真理与科学之间划上了等号。然而,实际上科学绝非真理,这几乎是从波普尔、库恩到费耶阿本德、范弗森、罗蒂等的一致看法。将科学视为真理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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