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後、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於此，本文拟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後，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７８５－８２４年）期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後期，?quot;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1]。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 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後，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2] 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於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形式上中央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杀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quot;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3]；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 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後，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於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象。文人型官员又大都"不喜为吏"[4]、 "惟酷好学问文章"[5]，在这一点上不同於一般的文官。 文人型官员从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层（详後）。有的文人型官员逐渐从低层走向高层，而有的则一辈子只生活在低层。 选择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於这一阶段是文学的繁荣特别是"文"的繁荣时期，许多文人型官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文"。受社会风气影响，这些"文"中涉及个人生活的东西相对多了一些。因此虽然总的来说唐代史料对於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够十分丰富，但就这一阶段而言，与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资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韩愈是文人也是官员，贞元二年（７８６年）十九岁时初来长安，长庆四年（８２４年）五十七岁时病故，恰与这一阶段相始终，因此我们首选他作为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的一个个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韩愈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讨他的总的生活水平，最後看看他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一、韩愈的生活态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看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丧嫁娶等虽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於既倒"[6]，是唐代振兴儒学的重要人物。 在那篇重新归纳提炼儒家学说的名篇《原道》中，韩愈除举出儒家在仁、义、道、德、文、法、民、位几方面的规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7]，将衣食住纳入了儒家学说范畴， 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儒家学说应该包括衣食住等内容，儒家思想应该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见韩愈对衣食住行的重视。所以韩愈在反对佛道二家时，也主张恢复僧侣道士的生活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谓"庐其居"[8]、所谓"使吏卒脱道士冠，给冠带"[9]即是如此。韩愈甚至说，即?quot;佛"本人真的来到唐朝， 皇帝对他也"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於境"[10]，待遇与对一般外国宾客相同，而这待遇实际就是朝廷礼仪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现。 从儒家观点出发，韩愈主张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对神鬼禁忌。比如在饮食方面，他批评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说"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无食，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一筵之馔，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神"[11]。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较，说"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12]，表现了一种务实不务怪的生活态度。 一般而言，韩愈不太追求物质享受。这一点有别於其他文人型官员。在韩愈看来，只要日常能够度日，妻子儿女能够不受贫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适来，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实现。他曾在《与卫中行书》中说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13]。这种生活态度使韩愈不去追求钱财的积累，而宁愿拿出一二十万钱去资助学生或捐款修庙。与此相对应，韩愈很看不惯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对学官中的"豪家子"和长安的"众富儿"都表示过不满（详後），对"刮磨豪习"[14]的宗室则予以表彰。这种生活态度甚至影响了他的交友。於是我们看到，韩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较贫穷的人。 韩愈对生活总的说又取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对他人对家庭也都比较负责任。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韩愈量移袁州。袁州属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滕王阁。韩愈年青时就"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这次成为江南西道治内的一州刺史，本来完全可以找个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这一名楼，但由?quot;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15]。这就是韩愈的一种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态度。韩愈还特别反对那些不愿为他人为家庭负责的人。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圬者王承福"。此人不肯娶妻生子，嫌这样作太劳心劳力。韩愈批评他是"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说"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16]因此韩愈不仅对家庭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常常给予许多真诚的帮助．所以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韩愈"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17]。这种生活态度是韩愈真诚助人性情的体现，但同时也使他的生活总是处於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韩愈的总的生活水平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台湾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18]。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死後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於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quot;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19]，则阳城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弟弟，还养活着妹妹及妹妹的儿子。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虚?quot;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虚中）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指李虚中）出"。李虚中没办法，为了养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20]。这是说以一人俸禄养五家人口，可知负担之重。从中还可知，若担任像水陆运使这类财政官员的属官，收入比较可观。第三个例子是亲王长史李仁钧。他在汴州当官时对朋友很好，後来到了洛阳，"则又不忍其（指旧时朋友）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这就不仅是养家实际还包括抚养朋友的子女及亲戚，以致弄?quot;禄不足以养"，迫使自己的儿子李础不得不"从事於外"，以减轻父亲养家的困难[21]。类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因此这样一种亲戚朋友投靠有俸禄者，以及有俸禄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的习俗或惯例，影响了当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韩愈总的生活水平应该属於不太富裕的阶层。特别是元和八年（８１３年）他四十六岁之前，除短时期外，生活一直比较艰辛。众所周知，韩愈三岁丧父，养於兄韩会处。差不多十二岁时兄死，由嫂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於家庭生活困难，为了养家，韩愈遂西上长安，所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22]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在贞元二年（７８６年）韩愈十九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这时直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十年间他中进士考宏词，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终朝苦寒饥"[23]。那么这一段他既然没有得到官，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关於这一点，由於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点推测：估计就像他後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即所谓"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於人， 以度时月"[24]是也。从三《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後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後来追述说?quot;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奄！）稚弟，拜北平王於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25]。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 韩愈自贞元十二年（７９６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７９９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８００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於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26]，讲得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27]，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後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於我，可一日具。许之。"[28]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後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 韩愈自贞元十六年（８００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８０２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８０３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８０５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８０６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８０７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８１２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quot;家累三十口"[29]。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30]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31]；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32]。分司东都，日子亦然不好过。这不仅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後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33]，以致於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34]。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35]，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２５贯[36]，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８１３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後，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37]。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後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38]。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39]，则五百匹就是４０万即４００贯钱。"４００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４０文，一斗米５０文。４００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40]。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41]，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８１４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１００贯为他营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42]，即３００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４００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４００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於"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43]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不必过分苛求。韩愈元和十四、五年（８１９、８２０年）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紧州为１８０贯，中州为１５０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１００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44]。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５０贯加上後，韩愈的俸钱就达１５０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六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１００贯）以为举本，收其赢余"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45]。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quot;助修湘君夫人神庙[46]。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47]；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48]；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49]；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50]。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於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三、韩愈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
这里依然主要指衣食住行，并按此顺序进行探讨。 韩愈胖而少髯，三十五岁左右已是"左车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51]。他不大注重修饰，也不似白居易那样在诗文中对服章有大量的描写。从他留下的诗文，我们只知道当时一个官员大概会有三类衣服。一种是朝服，用於重要场合例如元日冬至朔望朝会等。唐後期的上朝用朝服曾经非常混乱，但在贞元元和间有过一些整顿。贞元七年（７９１年），"上问冠冕於宰臣。时董晋对曰：古之人服冠冕者， 动有佩玉之响"[52]。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太子少师郑余庆奏：内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误……自今已後，其职事官是五品者，虽带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剑、佩、绶"[53]。所以我们在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中看到他是"珮玉冠簪犀"[54]，在《朝归》诗中看到他是"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珮"[55]。据《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进贤冠……太子詹事府、三寺……等流内九品以上服之"，"诸珮……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苍玉"。韩愈时为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故所言符合朝服制度。除朝服外，当时官员还有章服，即常服加鱼袋，在一般公事时穿服。韩愈元和十一年（８１６年）为中书舍人。唐制，散官五品以上给绯服、三品以上给紫服。韩愈所任中书舍人虽是正五品上，但其散官则为正六品的朝议郎，不当穿绯服。要想穿绯服，只有靠恩赐。我们看到，韩愈正是享受?quot;赐服绯鱼"[56]的待遇。待到他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官拜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职官散官虽均不到三品，但因唐後期极宠行军司马，故亦得到"赐金紫"[57]的待遇。到他因谏佛骨被贬潮州，金紫的章服也被剥夺，直至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才"又获位於朝，复其章绶"即又得到了"赐紫金鱼袋"的恩赐[58]。韩愈能穿紫服垂金鱼袋，心中自然高兴。他在《示儿》诗中说他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59]。"不知官高卑"显然不是真的不知，因为"玉带悬金鱼"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韩愈心中的得意。朝服、章服之外，自然还有平时穿的一般衣服。韩愈晚年自称"闲人"，常住在郊外，所穿衣服是"白布长衫紫领巾"[60]。"长衫"是唐代男子最常穿的外衣，多为圆领，夹的绵的称"袍"、单的称"衫"。"领巾"就是幞头，也是当时男子头上常戴的。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颜色。一般而言，"白布"应是庶人穿着的颜色和服料，而幞头应是黑色的。但是韩愈系了顶紫色幞头穿了件白色长衫，可见唐代官员家居或出游总之在非公事时，穿着比较随便。关於衣生活还要注意二点。第一，韩愈生活贫困时，穿衣自然也比较困难。比如在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儿?quot;脚冻两骭"[61]；三任国子博士时，"冬暖而儿号寒"[62]。第二，虽然韩愈十分重视华夷之辨，但从他留下的诗文却看不到像白居易和元稹那样对"胡服"的评论和对"时世妆"的意见。原因何在？我以为或许"胡服"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问题，而"时世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流行。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即韩愈与元、白的生活旨趣不甚相同，注意点自然也就不相同了。 饮食方面韩愈没有什么禁忌，这在前文已经提及。从留下的诗文看，他在主食方面似乎吃米饭多吃面食少；在副食方面则吃蔬菜比较多，例如有莴芹、菱芡、笋、木耳等，鱼也吃得比较多；水果则有橙、栗、梨、樱桃。到四十五岁前後，他只剩十几个牙，於是只能吃软食，即"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63]。他的贤妻怕他看见硬东西吃不了，心生怅惘，甚至"盘中不飣栗与梨"[64]，干脆不让他看见硬东西，可谓关怀备至了。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韩愈被贬潮州，能不能吃南方的各种菜肴对他就成了一种考验。在潮州，韩愈写了二首诗来谈南方的饮食，其中一首是《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另一首是《答柳柳州食虾蟆》[65]。诗中写他浇上盐醋，拌以椒橙，来吃鲎、蚝、蒲鱼、虾蟆、章举等的情形，并说他最终也不敢吃蛇。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韩愈作为一个正统儒家，一方面坚守着华夷之辨的立场，同时作为一个治民的长官，又在努力适应当地的风俗。他说："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韩愈对边地人民采一种强烈的鄙视观点，这在现在来看自然是应该批判的，但韩愈描绘的当时的南方饮食，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饮食史资料。 韩愈又喜欢喝酒，从少年时就喜欢喝。 在诗中不断吟唱"破除万事无过酒"[66]，"断送一生惟有酒"[67]。特别是愁苦时，喝的更多，常常"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68]。韩愈喝的酒，留下名字的有"抛青春"和"绮罗春"。据《唐国史补》卷下，唐开元长庆间名酒以"春"为名者甚多，如有"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如此看来，韩愈喝的也是当时的名酒了。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几乎没有关於喝茶的词句。虽然喝茶当时已在北方地区普及，但韩愈显然不喝茶。由此可以提醒我们去研究，到底"喝茶"在文人型官员中普及的程度如何。 食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参加宴会。这是当时文人型官员的重要生活内容。宴会，自唐初就有，但到贞元以後，发展为极盛，《唐国史补》卷下就?quot;长安风俗，自贞元侈於游宴"。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韩愈自然也受这风俗的影响。大致说来，韩愈参加的宴会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送人宴会。或者是上司送人，要求下属必须参加；或者是朋友相送，依依惜别。前者如汴州节度使董晋送监军俱文珍赴京师，"陇西公（指董晋）饮饯於青门之外……命其属咸作诗以铺绎之"[69]。韩愈当时为汴州观察推官，是董晋下属，自然被要求参加了这次宴会。朋友相送例如处士石洪赴河阳幕府，"告行於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筵於）上东门外"[70]。韩愈作为石洪"常所来往"的朋友，参加了这个送别宴会，并为众朋友的诗歌作了序。这种送人宴会在宴会中所占比例甚大，并且其特点是必饮酒必作诗。於是，出游的发达和诗歌的发达就汇合在了宴会的发达中。宴会的第二类是朋友相聚。参加这种宴会是韩愈最愉快的。他曾写有《醉赠张秘书》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参加宴会的喜悦。诗中说?quot;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余外徒缤纷"[71]。性情相投又擅诗歌的朋友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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