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写作的兴起是否会冲击专业作家
最近黎将的小说《在美丽间我们交换爱情》再版了。黎将没有固定职业，做过导游、广告人、编辑，她说：“写作不是我的惟一，但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它和我如影随形。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以写作为生，但我会一直用真诚的态度去写。” 近几年，越来越多像黎将这样的普通人加入写作的行列。这种现象被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工作的律师田宏解释为社会对普通人的一种“报答”。他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对社会有自己的贡献，而社会用允许个体自由表达的方式回报我们。” 同时也有观点提出，普通人写作的兴起也许会对专业作家带来一定冲击。 在普通人的写作大军中，一个重要力量是少年作家。 4年前还是高中生的韩寒，如今已经是少年作家中的元老。随后的郭敬明、张悦然、胡坚，也都是以学生身份进入写作领域的。 周毅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是东北财经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最近他19万字的长篇小说《舞殇》上卷在榕树下网站开始连载。周毅然说他大一时看日韩偶像剧很入迷，一直想写一部类似的小说，大三下学期觉得“自己考研也不会有什么指望”，所以开始写《舞殇》。因为是一个悲剧故事，写作过程中“我经常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同宿舍的一看到我莫名其妙地拉长脸，就知道我又在写小说”。周毅然一直很喜欢写作，也希望成名，但是他说：“成名太难，而工作和生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不会以写作为生，但是我会一直写下去。” 在普通人的创作中，纪实性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关注。 2001年，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最后的宣战———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手记》，它的作者黎家明是一名公司职员，对于为什么写下手记，黎家明当时对媒体说：“我想让看见我的文字的人能够真正了解艾滋病，尽可能少的人重蹈覆辙；能够了解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给像我一样的弱势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而因为程维高案备受关注的河北石家庄建委干部郭光允，也将他的经历写成了《我告程维高》一书。他说：“这本书仅就我个人的真实经历反映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对读者起到一定警示作用。” 北京五中的美术教师张震中说：“我自己出过书，我觉得想真正写出一些东西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写作的过程是对自己的一种总结，也是一种提高。更多的人写作，就有更多的人回观自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这样解释普通人写作的繁荣：“这是大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表现。同时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使得写作多元化，网络的普及使普通人写作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出版业近几年非常活跃，需求量很大，这使图书出版相对简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写作的繁荣。” 面对普通人这个写作群体，被称为“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的邱华栋说：“我觉得人权就是人人都有表达和写作的权利。作家本来就是一种非正式职业，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阅历，都是潜在的作家。像美国、法国就有很多人，比如医生、厨师因为一本书而一夜成名。但我并不认为这样一个写作群体的出现是对作家的威胁，作家就是要关注每一个个体的遭遇，这样的作品就是一个个心灵的档案，可以激发我的想像力。” 女作家林白告诉笔者：“普通人写作表现的是真正的个人的历史。在正史中，他们作为普通人是被遮盖的，他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被人关注。这部分人能够写作，能够表达自己，我觉得这对人们更全面地了解社会是有帮助的。” 学者们对这种现象也普遍持肯定态度。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说：“一个人去亲近文字、表述内心、表述世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而时代多元化使这种合情合理的事成为现实。但是我不主张借助写作进行炒作。” 他认为：“普通人进行写作对专业作家是一种冲击。因为文学创作需要自由的空间，专业作家在体制之内，而普通写作群体在体制之外，他们所受约束更少，能够用更自由的心灵感应世界。但是这两者之间不是冲突的，假如专业作家不及这个群体的水平，那是作家的失败。” 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写作是一种进步。他说：“写作是一种根于个人表达的东西，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它都被赋予很强的政治内涵，被用于宣传，承担启蒙民众的作用，更多的是和历史、民族相联系。作家成为制度化结构体制中的一种职业，成为维护制度的一种需要。由国家成立专门机构，一批人专门从事写作，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而现在各种各样的人进行写作，一部分作品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得承认，这至少说明写作不再是制度的产物，而成为生命回归自我的一种形式。当然大量的作品出现可能导致人们没有耐性阅读，但是在如此庞大的总量中脱颖而出的经典作品，可能更胜于以前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