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杜甫与偷儿及其他
■ 闲翻《稼轩词编年笺注》，读到了辛弃疾叙及偷儿的一首词。题为《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阙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说的是，辛弃疾特意去巡阅他家的山园，恰巧撞见孩子们来偷刚刚成熟的梨枣。这些小子肯定是专程来偷的，他们不是随地捡石子土块击打，也不是随手折来树枝做工具，而是带着长长的竹竿，显然有备而来嘛。但辛弃疾不管孩子们是出于充饥还是嘴馋的缘故，并不生气，倒生怕旁人多事惊吓他们，使之仓皇逃逸；“老夫”隐身在僻静的松枝竹丛处，用爱怜得近乎欣赏的眼光看着孩子们蹑手蹑脚的偷果动作。这个辛“老头儿”好可爱呀！他慈祥宽厚慷慨，真通人情。 由辛词想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句子：“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这个杜“老头儿”真够小器的，不就几把茅草吗，还是刮狂风天教“共产”的，或高挂树梢，或飘沉塘坳，你老人家反正摸不着捞不起，何至于大呼小叫，还骂人为盗为贼？亏你老人家还好意思常常自我标榜“穷年忧黎元”呢！ 这样比较辛弃疾与杜甫当然是不公平的。总的来说，二人那个时期日常的心境都不大好。两人早年都有鸿图远志，也都有过得意之时。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率铁骑五十名，于五万人中擒拿叛将张安国，率万余士兵反正南渡淮水而投宋），英名扬天下；杜甫自叙“忆献三（大礼）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院）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但是，辛弃疾作前述《清平乐》时已被罢官，闲居江西带湖，那首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就写于这个时期。尽管两个人的气质有差别，辛弃疾有武人秉赋，性格豪放；杜甫有文人酸味，喜嗟贫叹卑，但只要生活上还过得去，他俩身上共具的那种士大夫气味就相当“投缘”。辛弃疾的《鹧鸪天：博山寺作》，结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就脱胎于杜甫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辛词“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亦本于杜诗“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 辛弃疾那首《清平乐》的上阙是：“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瞧，他虽然未入中枢，做地方官又被迫挂冠，精神上苦闷，但毕竟是当过地方高官的，物质生活还是挺优裕的。有偌大一座松风舞竹影的庄园，可以倘佯林泉，可以饮酒自娱，还有美食与邻居分享。也就是说，几颗梨呀枣的，对他的“边际效应”接近于零，有它们不多，无它们不少。此时的杜甫则不然，几把湿茅草对他是那么珍贵，不敢一笑了之，下意识地要争，去呼去喊直到“唇焦口燥”，顽童们抱茅遁入竹林不见了踪影还要“倚杖自叹息”！ 郭沫若在奉旨扬李贬杜之前，曾为成都“杜甫草堂”题联曰：“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诗中圣哲”在几把茅草的得失面前不过尔尔，可见人性都差不多，到了生存状态极其窘促之际，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就顾不得什么儒雅风度，谈不得慷慨大方了。其实，杜甫早就坦率地说过自己“难甘原宪贫”，也曾自“揭”为求上进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老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圣哲”在冻馁的忧患中尚且如此“失态”，我想，对于大多数文化人来说，历经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艰难困窘，能像杜甫一样当个“有机知识分子”，表达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满，希望自己所属的阶层大家的境遇都得到较大改善（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很不错了：比那些耐不住贫贱而立誓不择手段挤进特权阶层分一杯羹的人要有操守；不肯背弃所学圣贤之道而变得皮厚心黑，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读多少“圣贤书”且本无什么“面子”可丢的底层蚁民，我们怎能苛求他们做“固穷”的君子？ 对于个人，道德应当有底线，无论如何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对于社会，也要有底线，即给贫贱者最起码的生存保障，使人不致在穷极无奈中丧失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