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教育的几个问题——教育学者杨东平谈教育
中国的教育，我个人的看法，最近几年是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在老百姓的感受中，却是最负面的，成了“众矢之的”。据有关统计，在价格投诉中，教育是仅次于医疗和房地产的。
基础教育：改变“应试教育”
从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起，希望通过教育实现富国强兵———这可以叫做百年中国“教育救国梦”。这个梦，我们今天仍然在做着。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的问题主要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叫做“片面追求升学率”；到了九十年代，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原来是搞的“应试教育”。 产生应试教育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对义务教育基本原则的违背。集中表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制造差距，扶助重点”。在客观上，形成了教育利益集团。其实，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教育行政部门是在缩小还是增大这种差距。 二是愈演愈烈的择校热、奥校热。各种学校都纷纷举办难度非常高的奥数班，甚至连学龄前的小孩子都上这班那班。 三是出口不畅———高等教育是个“瓶颈”。现在，１５％的大学毛入学率，是扩招前大约３％的５倍。全国的高考升学率，已经提升到６０％以上了，北京、上海甚至在到了７０％以上。但从整体上看“供求关系”的矛盾、优质高教资源的短缺，使应试教育的局面难有根本改观。 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首先是教育中人文价值的阙如。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对现下功利性的无限追求、教育整体上的强烈的功利主义，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其次是教育质量整体的低下。
农村教育：被忽视的“角落”
有两句话，叫做“基础教育不基础，义务教育不义务”。 第一句是说基础教育讲解的知识，偏深偏难。中国小学生，即使是学习成绩差的，到了日本、美国，都是成绩非常好的，因为同样年级甚至高年级的知识他都学过。 第二句，义务教育不义务。“义务教育”中的“义务”，首先和主要的是国家的义务。其含义，一是强制的———作为公民，必须接受这些教育；二是免费的———既然你强制他必须接受教育，就应该免费。而不是首先是公民的义务，更不能从这里去谋利。必须想办法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实现义务教育的完全、真正免费。 农村教育问题，还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一是辍学和生源流失。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是，全国平均失学率３％左右。据我们的一项实证调查，在农村，比较严重的失学情况是１０％～２０％。二是农村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不少批评者把“板子”打到家长和学生身上，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教育自身的问题造成的：现行的教育，不适应学生和农村的实际———过深过难的教学内容，学生不能感到学习的乐趣；科目的设置，比如初中后计算机和英语口语的要求，在农村难以实现；升入初中后，不少学生门门功课不及格，马上就会被淘汰。 教育向农村提供了一种无用的东西：学生升不上大学，学了１０多年的东西，一点儿用都没有。无用的教育导致了教育无用论，是教育内部、教育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学生的辍学和流失。 我认为，中国农村教育应该承担起“三重使命”：为升学的教育———这是许多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为城市化的教育；为农村的教育———即使到了２０４０年，中国实现５０％的城市化程度，到那时１５～１６亿的人口中还将有８亿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不能被教育抛弃。这一点我们都应有充分的认识。
民办教育：春天还没到
有这样一组数字。民办学校在校生的比重，２００２年小学是１．８３％，普通中学是０．９％，职业中学是１．２５％，颁发文凭的民办高校是２．２％。民办教育所占的比重是非常之低的。 我认为，限制民办教育发展的，首先是法律的“瓶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一个“突破”。在这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通过的法律中，对民办教育由“限制”“管理”“控制”改变为“大力扶植”，并“可以获取合理回报”。“瓶颈”在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草案）》———该《实施条例（草案）》回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颁布之前的观念。本应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同时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实施的，但是至今还没实施。不少民办教育家认为它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不一致。 这里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民办学校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民办学校的私人投资，在目前是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我的看法，这是比追求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平等法律地位还要迫切的事情。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政府无力办，民间无‘法’办”的状况必须改变。 关于“教育产业化”，我认为，不必囿于言辞之辩。赞成者和反对者有一个重要的共识是：教育是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的。这就足够了。国家必须改变传统的办教育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资金，使之成为全民可以参与的事业。思路是两个“放”：一个是解放，思想的和观念的；一个是开放，不是对外的，而是对民间的、对社会资本的。
抉择：效率还是公平？
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它培养出了多少杰出人物，而在于它是否使每个人都受到了他所能受到的、充分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理念却是与此相反的。对一个国家的教育来说，国民素质整体上的提高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价值所在。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先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后来成为整个经济领域都使用的口号，直到最后被未加考虑、不加论证地引入教育和更多的领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口号。我认为，这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 多年来在教育上一直奉行的国家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教育，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重视理工教育轻视人文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统计数据说，文科大学生只占８％左右的比例，而世界上的一般情况是：文科大学生通常占３０％～４０％的比例。 关于大学，关于专才和通才，清华的梅贻琦校长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大学之道，在于亲民，”“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说“专家”吧，甚至被人讥为“专门害人家”。 教育公平方面有些基本差别：城乡的，地区（区域）的，层次的，性别的，等。这些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些差别，只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办不成事情的。我们应该警惕的是，教育中缺乏公平维度的考虑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教育改革：以制度为中心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领域的改革，我认为，那种以学校“创收”的数额和能力为目标的改革是“财政视角”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但无助于教育领域问题的解决，反而会生出新的问题来。现在已经转入到了教育的自身和内部，须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改革：改变教育行政化、官员化的现状，恢复教育多元化、社会化的本来面目和自下而上的生长活力，以及恢复教育的基本价值，例如学术自由、儿童中心，等等。 要恢复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共性。首要的是建立教育经费的财政独立，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教育的投入。要改变当下的教育投入方式，那种靠谈判，靠教育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教育经费的做法不改变，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共性就难以实现。这对教育是没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