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学习型官员
我认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事非经过不知难。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我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比一些身居高校的学者更加深切，从原来一个理想、幻觉的空间进入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我感到学者不能自恋，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学术圈内，不能只会批评、破坏，不会建构、创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著（《秩序与渐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我的法学博士后研究报告。之所以在早已获得法学教授任职资格之后，还要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读博士后，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改变“出身”。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所学专业均为史学。客气一点的同仁称道我具有史学、法学相结合的优势，批评我的人则认为我总是局限于史学专业（其实，读史使人明智，没有一定的史学基础，是搞不好法学研究的）。尽管我在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学和研究领域浸泡了十多年，特别是在《法学》月刊总编的位置上呆了六年多，但史学背景常常在学术论战中成为个别人抨击我的“短处”。所以我发誓要得到一个正宗的法学出身的资格，而且，要寻找中国一流的法学学府作为我的学业单位，要受业于中国一流的法学家门下。 二是做一个学习型官员。1999年年底我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2000年10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下人们的为官心态，依据我的粗略观察，约有三种：（1）往上做，即谋求官职的不断升迁。正常的官职晋升，表明了一个人的进步和成就，是可喜可贺的。如果你承认做官是一种正当的职业，那么你就会承认做官者谋求职业上的晋升，如同其他行业的人们谋求本行业的技术职务晋升一样，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做官愈往上做，资源（位置）愈少，机会愈难求，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得到同一个位置，总不能像儿歌中说的“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东东不在留一下”。因此，愈往上做，人们愈会感到晋升的机会是“可遇不一定可求、可求不一定可得”。所以，心态要平和，稍安勿躁。（2）往下做，即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好事。往上做，机会愈来愈难求，而往下做呢？资源丰富，机会众多，中国有13亿人，每天给一位老百姓办件实事，终生也不可穷尽天下百姓。（3）往专做，即做专家型官员，任满或退休之后仍可继续为社会服务，毫无失落冷寂之感。21世纪的官员应该成为学习型、专家型官员，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上述三种做官心态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或者可以兼而有之，就我个人而言，倾向于做一个学习型官员，而且认为不如此，是做不好事的，也是不能称职的。当然，我也讨厌那种拿着文凭、职称做秀的现象。 感谢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市委副书记的殷一璀同志，她支持我的决定，并为我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她待人宽厚，遇事不推诿，平易近人。在我调入机关之后，从一个高校学者到政府官员的角色转型中，她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值此博士后研究报告出版之际，我不能不表达内心对她的感激之情。 李步云、刘海年、夏勇是我的合作导师，他们是我心目中当今中国一流的法学家。能够受他们指导，我深感自豪和幸福。到了博士和博士后这些层次，从导师身上学到的，更多是风度、智慧与思维，而不仅仅是知识。步云老师的学术宽容、海年老师的学术执著和夏勇老师的学术智慧已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脑海之中。除了这三位合作老师之外，信春鹰、张志铭、刘作翔作为整个导师组的成员，也给了我许多重要的指导。 这份研究报告是我步入中年之后对法律与社会所做的思考，与青年时期所写的几本书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我感觉不像青年时期那样偏激，而趋于平和。在思维方式上，不仅仅考虑法治发展本身的逻辑，更注重社会发展对法治的制约性；不仅仅考虑法治在全球范围内的共性，更注重它在中国现阶段的个性。在治学动机上，不以学术的批判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刻意追求涉世未深的18、19岁的青年大学生的廉价掌声，而希望切近实际和具有操作性。 我绝不讳言这一变化与成为政府官员有关。但这绝不是有人说的那样：“你是御用文人。”我认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事非经过不知难。成为政府官员之后，我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比一些身居高校的学者更加深切，从原来一个理想、幻觉的空间进入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我感到学者不能自恋，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学术圈内，不能只会批评、破坏，不会建构、创新。 这几年，我与一些朋友在学术研究中常常发生争论。梳理一下，原因主要如下：（1）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历史的最大差异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之中，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政权；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却未能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因此，西方是从限制、分割国家权力的目标出发，设计现代化法治的，而中国则需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发展市场经济。（2）中国和西方的政党与国家关系不同。西方近代是先有政权、后有政党；而中国则是先有政党、后有政权。西方政党都没有立国之功，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西方的历史产生了多党竞争制度，中国的历史则产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3）没有抽象的法治，只有具体的法治；没有抽象的人类公理，只有具体的人类历史；没有终极性法治，只有阶段性的法治。人类社会将经过人治、综治和法治三个阶段。中国现阶段的法治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其特点是综治），而不是中级、高级阶段的法治。（4）极而言之，穷国无法治，因为现代法治需要足够的经济成本才能兑现；愚昧无法治，因为现代法治已不再像刘邦“约法三章”时期那样简单；乱世无法治，因为“枪炮作响法无声”，有稳定不一定有法治，但无稳定则断无法治。（5）研究中国的法治，要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法治概念出发。对西方法学家的学说，理解其核心概念就可以了，用不着逐字逐句地研读。西方人的法治概念是从西方人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我们同样可以从我们生活中提炼出让西方人觉得深邃的概念，一个概念即可演绎成一个体系，不要被西方法学的体系束缚而动弹不得。消化西方法学概念之后，完全可以用浅显直白的中文表达清楚。那些脱胎于西方法学概念、却令中国人读不懂的中文法学论著，是没有学问和学问不深的低能表演。上述观点既是我对青年时期学术观点的清算与纠正，更是我与一些朋友学术争论的深层起因。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参与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但我们又是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今生很难享受到成熟的法治现代化成果。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经历了几百年，我们可以缩短一下，但上百年是少不了的。因此，我们既幸福、又痛苦，既欢乐、又苦恼，既憧憬明天的理性，又留恋过去的感性。我们既经历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又经历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管怎么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将是极具个性的一代，而不是平庸得留不下任何痕迹的一代。每念及此，甚感知足。 （本文为《秩序与渐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报告》跋，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