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撞人间醒世钟
“科教兴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这是数代革命先驱、志士贤达和不断壮大的知识界、科技界为“德赛升堂”长期呼号呐喊，苦谏吁请，疏谋献策，拼搏献身而取得的成就、争来的成果、赢得的胜利。凡经历过20世纪艰难曲折的人们，视这一来之不易的成就甚于珍宝，高于生命。 我久久凝视着面前的秦伯益院士自选集《漫说科教》。细读中，不时感到共鸣。碰到共振处，常思绪翩跹，夜不成眠。主题的重大，“出世人”的洒脱，论点的新颖，文笔的流畅和对若干社会问题的科学阐释都清新而引人思索。 “科教兴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从晚清、辛亥、五四、人民共和国的12年科学规划、1978年科技大会到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这是数代革命先驱、志士贤达和不断壮大的知识界、科技界为“德赛升堂”长期呼号呐喊，苦谏吁请，疏谋献策，拼搏献身而取得的成就、争来的成果、赢得的胜利。凡经历过20世纪艰难曲折的人们，视这一来之不易的成就甚于珍宝，高于生命。“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和实施，是民族之幸、人民之福、富民强国的保障和祖国兴旺发达的预兆。然而，从该战略的确立到全社会落实，尚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只有激扬战旗，唤起社会的共识，才可能薪火不熄，形成民族传统，兴国夙愿才能实现。经济的不发达，教育的滞后，封建文化的淀积，短期功利的误导，迷信和愚昧的泛滥，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障碍。科技工作者每当看到逆流，碰到障碍，遇到阻力和困难，莫不如鲠在喉，心急如焚，挺身而出，挑战谬误，戮力抨击陈规陋习。以至奔走呼号，秉报有司，著文演讲，苦口捧心以悟世人。此景斯情，令人感佩。 新世纪伊始，中外学者曾于2002年4月云集北京，出席“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少长群贤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明清以降妨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盛况空前，反映了知识界、科技界对这个命题的极度关注。人们都希望通过抚今追昔，浓陈前鉴，警示今人，留戒后生。研究和参鉴历史不仅是历史学家们的任务，也是科技界和知识界的责任。明鉴史训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对未来各级领导人的正确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伯益院士在此会上作了题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报告。他直面现实，坦诚不讳，在与欧洲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对比中，深刻、全面剖析了中华古国“近代沉沦”的内部原因，揭示了“明清盛”的虚伪，封建政治和文化的危害，统治者的自我封闭、傲慢自大和决策错误。他提出，研究历史科学不能只以民族感情为出发点。晚清这段历史，“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无情战胜”，“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从来就有强国对弱国的侵略，侵略的对象总是弱国”。“我们的思维方式总喜欢单向地谴责列强对我们的侵略，而不愿意双向地同时谴责自己为什么会被侵略。”“责人，容易自慰、自谅、自弃；责己，才能自醒、自强、自新。”这种提法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秦伯益这样鲜明地提出观察中国近代史的新角度，很有见地，值得国人深思。 毛主席读史的印象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无论是世界史，抑或中国史，充满了算不清的旧账，写不完的悲剧，剪不断的怨情。如果认起真来，对春秋战国以来的重大事件都要爱憎分明，分清敌我，你会感到周围全是敌人，难得一个朋友。事实上，哪国没有被侵略过？就连至今恋恋“日不落国”的英国，也曾被罗马帝国（公元前1世纪－5世纪）、北欧海盗（公元5－9世纪）和法国人（1066年）入侵和占领达800多年之久。如果中国人今日仍以“受害者的心态”去研究包括科学史在内的科学问题，那就可能走偏方向，远离“与时俱进”这个时代精神。 我和秦伯益曾在海淀区永定路那条小街上同期工作和居住20多年。他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我在航天部二院，近在咫尺却远隔大洋，从无相识缘分。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秦伯益当选首届院士，得相晤于主席团集会和院务活动，始知他是我国著名的医药科学家。50年代留学苏联，专攻药理学，成绩超群，仅以两年半时间完成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长期从事药理学研究，成就卓著。历任所长、院长，领少将军衔，在科研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屡屡受到国家、军队的奖励和表彰。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文理皆优，被总后勤部誉为科学技术“一代名师”，受到科技界和社会各界的尊敬。 我们这一代人，如秦伯益在《在机遇与挫折面前》中所述，目睹过20世纪的战乱，亲历过新中国的胜利和成就，挫折和失误。在科学工作岗位上，得到过奖励，神悦过荣誉，也悝哀过屈辱，陷入过迷惘。红白左右，天灾人祸，十年浩劫，戛然动乱，苏联解体，每每令人惊愕不已，惘惘不知其然。当时陷入迷惘的人绝非一二。在历尽沧桑，久识凡尘之后，有所感悟，由不惑而耳顺，最后年龄和悟性逐渐达到了随心所欲不矩的境界，这的确是值得欣慰的。如果人们能真的做到40而不惑，每人都能畅奉出20年以上的成熟智慧和力量，那该多好！ 1978年邓公主持召开的科技大会是一副医国、医心的良药，把科技界很多人濒于死亡的心复活了。像春风雨露，又催开了夭桃李。年已86的郭（沫若）老，也从迷茫疑呓中醒来，欢呼科学春天的到来。邓公主持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知识界从“九儒十丐”中请到前台，排入工人阶级，加入四民之首，勉励重整旗鼓，再上战场。一切混乱的逻辑、互不相容的谬论、猖獗的兽性一扫而光。知识界恢复了信念，不遑崇辱，淡泊风雨，揩干血迹，投入新的战斗。 日月不羁，人生苦短。20年后，这一代人已进入老年。秦伯益院士转向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细致入微的考察，几乎对每一命题都有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论点，从而导致新的发现。他不遗余力，著文章，作演讲，抨击时弊，奋斥陋习，深中肯綮，很得科技界赞许。他以“己出世”的科学家心态，花费大量时间给学生、研究生和国家干部等授课讲道，以现代科学精神讲道德、伦理、理想、文理关系、学习方法；讲青年成才之路，德、学、才、识，全面发展，例证古今中外，生动活泼，总使听众为之动情。 以自由撰稿人的心态写作和漫说，为了国家进步、人民幸福、青年成才而讲真话，说真事，表真情，不为稻粱，不必恤俗，无需向强者献媚，这是一种很高也很难达到的境界。人是生来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约束之中。法律法规、科学道德、社会责任、大局和小节、私惠和公利等，对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是一种约束。仁义、礼仪、礼貌、贤廉、文明等是千年文化传统美德的规范。极端激进情绪是新时代不应继承的遗产。总不该在祝孩子生日时说他的前途是死亡，欢迎新领导时说你的结局是下台。见外国朋友不提该国旧恶是礼貌，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是厚道，对垂危病人不告恶息是爱心。秦伯益在自序中申明，“我是以自由撰稿人的心态写作，而不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达到这种境界，是很值得推崇的。 对中国来说，经历过19世纪的苦难，20世纪的奋斗牺牲，21世纪应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是最高的利益，最强的信念，最宏伟的目标。20世纪的成就只是一个序幕，现在进入老年的这一代人只是下一个更伟大战役的先遣队，高潮还在后面。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文明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数代人接续奋战才能实现。科教兴国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不是经过几个短期战役所能奏效的。为下一代科技工作者铺路搭桥，培养和提携人才，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是老一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从前鉴看来，更重要的是使“科教兴国”战略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形成传统，凝成法律，才能保证今后各层政府、各代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和贯彻实行。领导是从人民大众中产生的，民意是领导决策的渊源。 秦伯益院士《漫说科教》的出版，将汇入中华崛起这个伟大潮流中，与众多的同道和知音一起，共撞人间醒世钟。 （该文是作者为秦伯益著《漫说科教》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