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媒体就是一所学校
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学习型社会”，媒体上也有几个典型。如浙江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女厂长，由于小时候没完成小学学业，遂重新到一所小学里去补课。再如，昆明有一年近九旬的老妪，年轻时曾留学美国，现在重新读起了研究生。 我注意到，这些事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主人公都是本已离开了学校的，现在重新返回学校读书，这暗示着一种“学校中心论”的观念，即人们认为，学校是唯一的教育场所和教育渠道———“业余教育”说的是下班后不吃饭直奔学校，“继续教育”说的是毕业后还要继续到学校里去接受再教育，“终生教育”说的是这一辈子要在学校中度过。于是乎到处有人在办学。 笔者以为，“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打破“学校中心论”，提倡校外教育、社会教育，“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武器是“社会型学习”。学龄前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与学校教育应该是同等重要的。 我趋向于认为，社会教育是一种比较泛化的教育。这有三个含义。一，没有校园和教室，也没有职业教师和教学工具。二，正是因为没有这些固定的东西和条件，使这种教育的范围反而更加宽泛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许是个极端的说法。但起码来说，在各种场所、各种行业里，确实都有我们学习的榜样，值得我们尊称为老师的人。另外，我们一生不应该只在某一个专业上学习，还应该在与本职工作不太密切相关的领域有所了解和思考。而就这一点来说，社会教育比学校教育的优势更加明显，学校教育，尤其是非综合性大学里的教育，相对来说是狭隘的和太专门的。 媒体在整个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教育上也当仁不让。现代知识分子栖身和发言的地方有两种，一是学校和研究机构，一是媒体。我们一般习惯于在媒体前冠以“大众”字样，并强调媒体的方向是大众化，即把许多专业性的东西简单化，稀释、咀嚼、反刍给大众。这话可以反过来说，即媒体的职责一方面是普及，另一方面则是提高。普及是手段，而目的是提高。如果媒体抱定的宗旨是提高大众的水平，那么“大众化”实际上是“化”大众。在媒体类学校里，学生当然是大众，其规模要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学校，少则十几万、几十万，多则数百万，其对社会运作甚至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都是不可限量的。大众的兴趣和口味真可谓“众口难调”，所以栏目应该尽可能地丰富多样，宁愿参差不齐，也不要千篇一律。当然，媒体不应该只满足于规模上的平面影响，还应该有精英性的实质影响，多吸引专家来发言。除了外请的专业人士，媒体本身的从业人员，尤其是编辑、记者也应该专业化，也应该承担起教师的职责。 现在有好多硕士、博士在媒体供职，对于媒体的现代化建设、综合层次的提高，具有特别的意义，能使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迂腐与呆板，呈现出朝气和血气。受众对媒体的期待除了大量的鲜活的信息，可能还要有观念，以给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人生方向提供咨询。随着受众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后者的需要会越来越强烈。而现在我们的许多媒体只注重前者，对后者却不以为然。如果媒体的作为只是知识的传承和信息的传播，那么它只是中学，而不是大学。 现在的媒体有两个现象值得警惕。一，一些硕士、博士到媒体工作后不久，就自愿或被迫忙于大众化，再往后，就被大众化了，变得和光同尘，与芸芸众生没多少区别。他们不再努力充电，甚至连新闻稿、侧记等东西都不愿意自己亲自动笔写，一到会场就嚷嚷着要新闻通稿，或要主办方替他们捉刀，回去拼贴在栏目里就算万事大吉了；年复一年，最后坐吃山空，把原来储存的知识积累悉数用光为止。欧美的记者很少用新闻通稿敷衍了事，即使有通稿，他们也不愿意照用，而是要尽量地多问、多了解，写出有独家报道特色的东西。节目主持人可能是美女，也可能是丑男，但都是专家型，而不是一伙光凭伶牙俐齿的小姑娘。 二，有些编辑或缺乏创新意识，一看别的媒体有火暴的栏目，就依样画葫芦；看到有作者在别的媒体开设专栏，写得不错，也去约稿，所谓发掘新作者主要靠的就是这个途径；弄得那几个作者忙得捉襟见肘，只好拿烂稿子来应付。一时间，好多家相关媒体的作者就那几副面孔，媒体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如果不同的学校用的老师就那么几位，他们培养学生就好像是机械复制式的生产了。 因此，媒体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思想；不仅要有庸常的思想，还要有高深的思想。只有多层次、多样化的媒体，才能对社会、对文明起到更加有益的影响。 北塔，原名徐伟锋，男，苏州人，英语文学学士、比较诗学硕士，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主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个人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等，主要学术专著有《吴宓传》、《戴望舒传》等，主要译著有《哈姆雷特》、《小勋爵》、《欧洲幽默文化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