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现象－－知识分子缘何成“短命阶层”
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更有2002年对上海10家主要新闻媒体的联合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有人根据他们辞世的年龄特点，总结出“49岁现象”。 近年来有不少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上个世纪80年代的“蒋筑英现象”又在知识分子身上重演。有资料显示：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最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4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 近年来英年早逝者就有：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小说家路遥、王小波，音乐家施光南，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 生活、工作条件相对优越的知识分子为何反而成了“短命分子”？有关人士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健康监控和教育迫在眉睫。 脑子24小时运转：知识分子为工作透支生命 24岁的杨先生在中关村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体形很瘦，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随身背着一个硕大的电脑包，一看就是典型的IT青年。“做我们这行特别费脑子，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一个人最多做10年就不能再做了。”他说。 目前，杨先生已经做了近3年。最初是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IT公司，那时候杨先生住在东直门，由于路上要花费2个小时，他每天早上6：30起床，顾不上吃早饭就往公司赶。“工作压力很大。”杨先生说，“主要是因为目前软件工程管理方面不完善，进度不易控制。比如说，预计一个项目可以在一星期内完成，而事实上编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为了赶时间就必须加班加点，保证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要负相关责任。” 为了赶进度，杨先生平均每天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甚至会在12点以后下班，极累的时候干脆就不回去，趴在办公桌上睡，睡醒了接着干。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的晚饭通常是“随便乱吃点”。由于周六、日中总有一天用来加班，杨先生基本上没有锻炼身体的计划。 “去年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特别差，整天都没有精神，就是困。”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辞职了。目前杨先生在另外一家压力相对较小的公司继续着自己的程序员生涯。 新闻工作者张先生目前就职于北京某家都市类报纸，在张先生所在的报社，每个记者每月要完成1万余字的稿子。为了给读者提供及时鲜活的新闻，记者们每天奔波在获取第一新闻的路上。 记者采访时张先生刚从医院看病回来。“干这个职业就怕生病。”张先生说，“发烧好几天了，还得天天出门采访，跟人打交道还要表现出愉悦、兴奋的样子。”三天前，发着低烧的张先生为参加一个博览会7点钟起床，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赶到会场，一直采访到中午12点，累得连吃午饭的胃口都没有。 由于新闻随时可能发生，记者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采访，这导致记者的生活十分不规律，甚至一日三餐都无法按时。“我们是日报，采访回来必须马上写稿子，写完才能放心吃饭。”张先生说。记者熬夜写稿也是常事，张先生最晚的一次是凌晨3点钟到家，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上大学时，张先生经常光顾健身房，现在，张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健身了，偶尔做几个俯卧撑当做锻炼。 宗先生则就职于紫竹桥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公关行业的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比较大，要做好这份工作必须学会对时间的分配和对心理的调节。”宗先生说。 公关行业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时间必须得跟着客户走，所以不能按时下班是常事，加班也是常事。“每个周末都会有人加班，身边的人全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宗先生说。 为了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宗先生坚持每天下班后走路回家，从公司到宗先生住的地方是3公里，宗先生把每天3公里的路程当作散步。每月宗先生还会抽出时间踢一次球，踢球的伙伴是在网络上结识的。 杨先生、张先生和宗先生的生活状态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能看到，目前，“累”、“压力大”、“没时间锻炼”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知识分子的身体状态堪忧。 心脑血管疾病成“头号杀手”：知识分子被潜在疾病包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疲劳综合症甚至过劳死等病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健康和生命。 “脑力劳动、精神紧张、饮食精细及高脂、城市空气严重污染、运动不足等，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细数起来，知识分子把这些因素快占全了。”兰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先生告诉千龙网记者，心、脑血管疾病是知识分子健康的“头号杀手”。 高血压也是知识分子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王先生指出，它损害人体重要脏器，在遇到某些诱因时，便会引发高血压脑病、脑中风等。另外，经常不吃早饭、三餐不规律使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患上了胃病，还有的消化系统产生病变，而且还会使血脂升高。知识分子“静多动少”的工作特点导致腰肌劳损也成为他们的常见病。 医疗工作者、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则指出，“疲劳综合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命。“一些知识分子长期超负荷工作，经常处于疲劳状态，当累积疲劳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步入病态疲劳，形成疲劳综合症。”王凤兰说，“我有一个朋友死时只有42岁，诊断书清楚地写着——疲劳综合症。” 近年来，在知识分子中还出现了“过劳死”。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提出，由于长期慢性疲劳而诱发的猝死称为“过劳死”。在劳动过程中，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淤积，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就会出现“过劳死”。 “工作紧张、过度劳累是‘过劳死’最大的原因，此外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年轻人不注意自身的疾病征兆等，都是导致‘过劳死’的危险因素。”王先生说。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心内科和医学心理学教授杨菊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亚健康状态如果长期不纠正的话，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中的2/3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1/10将死于肿瘤，1/5将死于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糖尿病等代谢病以及意外事故，只有1/10的人有望安享天年。 社会环境所迫：知识分子何以如此短命 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 为什么偏偏被众多疾病困扰，进而成了“短命阶层”？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李姓硕士研究生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寿命如此短暂，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位硕士指出，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不够宽松，他们的忧虑多、心理负担重，种种问题和焦虑这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以大学教授为例，在西方，大学教授根本不用为科研经费的事情发愁，而在中国，大学教授拉赞助的情况多的是，大学教授还要分出精力来应付分房等生活上的问题。盘根错节的种种问题导致知识分子十分疲劳。 另外，知识分子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压力大、处于疲劳状态也是导致他们身体状况差的原因。“过度劳累或者长时间精神紧张，会使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引起体内主要的器官和系统失衡，比如发生心律不齐、内分泌失调等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全身的应激状态，从而引发疾病甚至死亡。”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说。 心理负担重也在伤害着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知识分子的成就动机很强，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开天窗’，眼睛闭着，脑袋仍旧在不停地运转。他们对于工作的概念远不是解决温饱，而是要抓住机会，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们甚至愿意搭上性命。”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说。 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注意锻炼身体和放松自己也是导致知识分子体质差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子必须学会放松，劳逸结合，但现在很多人连每天抽出30分钟去锻炼都做不到。”王凤兰说。 内外因共同作用：让知识分子学会珍爱健康 “让自己健康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李姓硕士研究生指出，“知识分子以极其认真、顽强的精神工作，也应该以这种精神去追求健康，因为只有他们健康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内科副主任樊雨良提出，必须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健康监控。“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病死是猝发的，但病因却是积累的、渐成的。据统计，50%的心肌梗死病人平时只会偶尔出现胸闷和胸痛的现象。而造成猝死的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隐蔽性很强的疾病。常规体检的目的本来是发现并预防隐蔽性疾病，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来监控体检结果，进行健康干预，使体检的作用大打折扣。” 樊雨良建议，领导重用中年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要从健康上关心他们。单位应为知识分子建立健康档案，就象人事档案一样，有专人负责。每年体检后，都应归档以备查用；在体检项目上，也应根据知识分子工作特点，重点监控与高血压、高血脂、肾病、糖尿病特别是隐性冠心病等有关的数据；针对有些知识分子对健康体检不重视的情况，做好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甚至推出规定时间内未做健康体检就不予上岗等强制措施，促使知识分子提高疾病防护意识。 “党政领导们应将这些工作作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事来抓，要作为年终政绩、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樊雨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