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发展的观点看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
【内容提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不仅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也受到政界的关注。以往人们都是从规模和速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讨论高等教育的规模和速度问题。本文通过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比较，试图从另外一个视野即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基础上的超前发展。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的协调发展具有合理的区间范围……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发展的特点
观察我国高等教育50余年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从宏观上讲，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顺经济发展模式，即当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期，投资拉大高校招生，高校规模急速扩大，一旦进入经济增长收缩期，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的调整。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如下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总量虽然整体上升，但波动较大，这里面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人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一点在我国高等教育波动发展的历史中已得到充分体现。如1956年在教育“大跃进”政策指导下，进行扩大招生，年招生18.5万人，年增长率达88.7%，以后几年在调整中提高，1960年招生达32.33万人，年增长率保持在17.88%。自1961年开始，高等教育在调整中萎缩，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止招生。1970年开始恢复招生并逐步有所提高，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8年开始扩招，年招生40.2万人，年增长率47.25%，以后几年基本保持陆续增长的势头。1985年开始，又进行大规模的扩招，年招生量达140.7万人，年增长率达48.26%，以后在调整中有增有减，但相对比较平稳。到1992年再次进行扩招，招生量由108.6万人增加到134.6万人，年增长率23.94%，以后又陆续平稳提高，直到1999年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扩招，年招生159.7万人，年增长率达47%；
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在国家需要大量毕业生的时候，高校才开始招生，而经济发展降低毕业生需求时，毕业生又大量走向社会。这主要是由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周期性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同步造成的。第二种发展模式是逆经济发展模式，即当经济发展进入扩张期时，高等教育适当压缩规模和发展速度，以避免在经济发展收缩时不至于出现人才过剩；在经济发展进入收缩期时，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扩张储备人才，避免在新的经济扩张期到来时人才出现短缺。从1999年的扩招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首次实施逆经济周期发展的政策，为经济转向复苏和新的扩张期储备人才。目前看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在一个本科教育周期内缓解了就业压力，但从今年北京市高校学生就业市场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来源于1999年扩招的专科生，预计明年扩招的本科生毕业时这个压力会更大，因此扩招的整体效果还没有明显地显露出来。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对矛盾，即经济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发展与之相适应和高等教育在主动全面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求保持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发展的波动对教育发展的不利影响之间的矛盾；与社会发展形成了一对矛盾，即一方面人们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与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短缺而造成高等教育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经济与社会）形成的两个主要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既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又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处理好这两对主要矛盾，是摆在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的认识也就出现了较大分歧。
二、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认识的分歧
一是“积极发展说”：即根据大众化发展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办学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提倡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准备人才和人力资源基础。其理由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年增长率在9%以上，199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74美元，预计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1700-2000美元，根据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其人均GDP与高教入学率的比较，届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17%左右，而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9.7%，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其理由之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建立与完善，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也已逐步形成，目前进行的教育成本分担补偿措施证明，城乡居民的教育投资将成为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推进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其理由之三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高教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使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步走向良性机制。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使高等教育大发展成为可能，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1300余所。因此，认为扩招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正确决策。
二是“稳步发展说”，即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有限，扩大招生使在校生人数剧增，造成师资、校舍、设备等教育资源短缺，降低了教育质量，也使毕业生就业难，因此提倡既要尽可能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又要保证高等教育基本的教育质量，保持相对偏紧的高级人才供给状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其理由之一是，高教发展受非经济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较大，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有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都足以满足各自的发展需要，水平相差不多的国家，其经济活动已与其高教入学率的不同没有任何联系。我国目前有70%多的人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现有高级专门人才占就业人口的1.87%，在20-49岁就业人口中，高级专门人才数占2.0%，中级技术人才也只占14.38%。目前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结构问题，应降低教育发展重心，否则会增加高等教育无效供给；其理由之二是，“在现阶段，发展高等教育主要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需，为国家培养适需的科技、管理及领导骨干，不可能满足社会广泛的求学需要。”；其理由之三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初等及中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为代价的，而通过对日本、德国等国经济腾飞因素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腾飞中所起的作用不如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因此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是对的，但不应该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其理由之四是，我国高等教育50余年的发展历程警示我们，高等教育出现的多次较大的波动，虽然与经济发展的波动有直接关系，但“重大决策缺乏科学论证，实施中不顾条件，不讲规律，片面追求数量发展，形成低投入、大规模；低质量、低效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1999年扩招后，又出现了把扩大招生和提高学费标准当作学校创收、解决办学经费的途径；“以钱抵分”，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平等现象。经过三年的大规模扩招后，朱容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稳步发展普通高等教育”，这其中恐怕是在总结了三年扩招经验后，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出的调整。
三是“‘适度超前发展’说”：即认为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高层次人才，同时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样就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然而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最终确定还要看国家及其社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目前，全社会教育经费普遍不足，各级教育生均经费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因此在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如果以较快的速度或较大的幅度发展，势必带来大规模、低质量。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发展十分迅速，高等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再也不能“以销定产”，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适当储备人才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再加之由于受教育者或家庭在逐步分担了部分高等教育成本以及民办高等教育的迅速兴起，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有较大推动，而且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分化，形成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
三、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方面的误区
1.从宏观上讲，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误区之一：未能将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要素统一起来，作到协调发展。
一是缺乏质量意识，盲目追求数量。一方面是一提发展高等教育就是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或者是学校的升格，或者是学校办学空间的拓展，而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提高。许多高校出现了一校多地的办学现象，降低了办学效益。另一方面是片面理解大众化的质量观，用大众化的质量衡量整个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大众化情况下还仍存在精英教育。二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乏力，始终没有把结构调整到位，甚至在调整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如在层次类型上，升格风盛行，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单科性本科升多科性、多科性升综合性，认为学校只有不断地升格才有出路、有发展。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如电大、函大和自考等，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模以及就业等方面重视较差；在布局上，缺乏宏观调控，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较集中在发达地区；在学科专业结构上，缺乏超前思维和逆向思维，不是办一些新专业或别人不办的专业，而是随众追逐热门学科专业，致使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结构性过剩。三是狭隘地理解了效益的内涵，一种是认为办学规模越大，效益就越高；另一种是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
误区之二：存在片面地理解并执行了国家有关“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现象，为了提升办学实力和规模效益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并成了多所巨型大学，有的只注重外延的变化，而忽略了内涵的发展，造成实际效果与预期目的相差较远。因为高校合并不是简单的"1+1=2"，如果不能大于2，我们认为就是失败，更何况现在有的连2都达不到。
误区之三：教育发展规划与执行结果存在较大差距，要么反映出计划制定时不科学、不严谨，缺乏论证，致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较大偏差，政府不得不进行较大的人为调整；要么反映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关部门不按规划办事，另搞一套，长官意识，想怎么搞就怎么搞，随意性比较大。如国家“九五”计划规定到2000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和本专科在校生达到650万，毛入学率达到8%，而实际上分别达到940万和11.%多，规划2010年毛入学率达到11%-12%，而2001年已达到13%，这样就导致计划的指导性很差。这一点在其它部门也有类似现象。
2.从微观上讲，还有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误区之四：一些高校和个别地方政府在办学思想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据初步考察，从99年扩招以来，扩招幅度较大的是办学实力和条件均较差的一般院校，而重点院校特别是知名度较高的重点大学扩招幅度并不大。之所以一般院校争抢扩招指标，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扩招，特别是招那些高收费的学生而多挣一些学费，提高学校收入。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用政策低投资，即想方设法给学校增加一些高收费学生的指标，以让学校多收些钱。在高等学校内部甚至出现根据经费预算定招生计划的现象，根本不考虑师资、实验等教学资源条件。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驱使下，才使得那些学校根本不顾办学条件而盲目扩招，好多学校就出现了新生已进校，而学生宿舍还没有交工的现象，有的学校修改教学计划，延缓开学时间等。
误区之五：一些高校办学理念过于单一，名利攀比思想严重，一门心思地想把自己的学校办成综合性的全国一流大学，如果真的那样，全国也就没有一流了。但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高等学校层次的单一性，这违背了事物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这些学校为了实现自己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在目前投资渠道不十分畅通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一些铤而走险的方式——高额负债，有的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偿还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扩张，如建新校区等。这不仅影响到学校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学校教职工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学校为了追赶综合性大学，刻意按综合性大学的有关内部管理模式，如校院系三级管理进行改革，不注重内涵，只图形式。我们认为，无论是走内涵式发展还是外延式发展的路子，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校办出特色、办出优势、办出水平。高水平不是有硕士点、有博士点就是高水平，应提倡办精品大学。
四、用“发展”的观点理解“适度超前发展”
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们是赞成“适度超前发展”的，但对此的理解也是有区别的。目前理解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大都是从其原意出发，即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谈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的发展，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就是要把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适度超前一方面说明教育的超前发展要同其他事业的发展相协调，要在同其他事业，尤其是经济发展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中实现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特别强调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需要和可能，确定适度超前发展的具体内涵。还有的研究者把它阐述为，“适度超前发展”是“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所产生的人才需求拉动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所产生的高等教育投资潜力，可以考虑使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适当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使高等教育发展适当超前于经济的发展，留出一个人才培养的周期和形成一定的人才储备，以便在现代化建设高潮到来之时不会出现专业人才的巨大短缺，避免在经济高潮迭起之时高等教育出现超越自己承载潜力的外延式扩张。”这些阐述的共同点都是从高等教育的数量、速度、规模考虑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问题的，而没有考虑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质量和效益诸要素。我们知道，“发展”不同于“增长”，它不仅强调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更强调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因此既然用的是“适度超前发展”，而非“适度超前增长”，我们就应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高等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问题，即从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来考虑。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都与效益有关，最终体现在效益上，因此，我们现在从四个要素协调发展的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问题。
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办学效益与规模成正比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总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比率，在同等质量投入水平下，当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规模对生均成本的影响就会变小、毕业生满足社会需要的难度就会加大，也就是说办学效益的提高幅度会下降（见图中的规模效益曲线A）。规模与效益的关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办学成本来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与社会需求是否一致，即供求总量是否均衡来体现。需求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供给则是由高等教育规模决定的，供大于求造成浪费，供不应求又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都是高校办学效益低的表现。
高等教育结构的好坏是用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来体现的，而如何衡量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是一个难题。衡量效益的参照系是适应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状况，衡量结构合理程度的参照系也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状况，二者的参照系是一个。因此，单一地从结构合理化程度与效益的关系上看，我们可以认为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其办学效益越好，效益与结构的关系应是一条直线（见图中的结构效益曲线B）。
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益是一对矛盾，即在相同投入和其它内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包括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师资和实验设备等教学条件，外部环境包括学校的知名度、社会对学校的认可与支持程度等）的情况下，如果要提高效益，我们认为首先遭到牺牲的就是质量，因为除此之外就只有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等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培养成本来实现，而后者往往需要校长和管理者们付出较大代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投入，从而提高成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首选前者。反过来，如果要提高质量，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益，如减少学生数量等，其道理同前，但并非按照一个比率下降，随着质量的提高，其下降的比率会逐渐降低（见图中的质量效益曲线C）。
附图
规模、结构、质量与效益关系示意图
三条曲线交叉围成一个公共部分（见图中的阴影），便是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最合理区域，形成一个面，也可称之为A、B、C最优面。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规模、结构还是质量，都被限定在一个区间内，这个面不是几何面，而是系统面，是教育发展系统整体优化的几何表征，用系统论的思想看问题。这正是我们通过对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要素协调发展的思考之后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单一地思考每一个要素，“质量越高越好、规模越大效益越高、结构越合理越好”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而本文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就高等教育整个系统而言，四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互相制约、互相依赖的复杂关系，不把它们放到一个坐标系中是很难找出其内在的联系的。就拿教育质量而言，传统的观点即教育学的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质量越高越好，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即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教育质量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在提高教育质量的背后还有许多相关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如投入问题，投入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劳动效率相同的情况下），而投入就要讲回报，即投资效率问题，用多少投资来换取什么样的教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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