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我国教育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教育是一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基础性工程，是一项关系民族利益和千秋基业的服务行业。因此，在新世纪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入世为契机，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高度，从行业实际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入世对教育所提出的机遇和挑战，及时制定正确对策，有利于抓住机遇，变压力为动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争取主动、加强合作、提高教育竞争力，建设教育强国。一、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
1．重返世界大家庭，恢复和发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1971年10月，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其下属组织的合法地位后，随即恢复了部分教育国际交流活动。1978年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关系。1979年2月，我国成立了由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外交部、中国科学院等19个单位组成的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1980年启动了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会的合作。1982年开始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
2．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教材
为解决拨乱反正后中小学教材严重缺乏问题，赶上世界教育先进国家，1977年国家拨付紧缺外汇10万美元，指示我驻外使领馆购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教材，并建立了外国教材讲义交流中心。到1978年2月，引进的外国教材达到2200册，其中小学占15%，中学占20%，大学占65%，帮助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借鉴和研制适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先进教材。
3．派遣和招收留学生
在经济困难、外汇紧张的条件下，为了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技文化水平，我国政府1978年做出了派遣大批公费留学生的重要决定，发出《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在原来500人的基础上增选2500人。同时，出国留学派遣和管理的基本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1978～1983年制订的出国留学具体政策为：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力争多派，派出的以进修生和研究生为主。1983～1986年，着重增加选派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同时试行中外合作培养博士生和在国内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外籍博士进站工作。1986～1989年，提出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出国留学方针，着重派遣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1988年12月国家教委成立了“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负责对外教育交流合作。1991年后，采取了“限额申报、专家评议、择优录取”的办法，以选派高级访问学者为主，博采众长。
同时，积极吸收海外留学生来华学习，开放自费来华留学生。1979年国务院批准《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接受发达国家学者来华讲学，有效地加强了国际理解与合作。
4．使用世界银行首批贷款发展教育，聘请外籍专家
1980年，我国政府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1981年使用的世界银行第一笔贷款就用于教育项目，先后用于发展教育的资金共达20多亿美元，加快和拓展了我国教育开放的速度和广度。此后，我国加强了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为加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教育交流合作，我国于1984年9月成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聘请了大批外籍教师、专家来华进行教学工作和合作研究。
5．开放考试
1981年，美国普林斯顿教育考试服务处（ETS）访华，与教育部学生司讨论在中国举办大学英语“托福”（TOEFL）和研究生资格（GRE）考试问题，次年签订正式协议。从此，一种闻所未闻的考试以及伴随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传入中国；同时，大批中国留学生通过“托福” 和“GRE”赴发达国家学习，走出了中国考试对外开放的第一步。随后陆续引进了日本语能力测试和商务英语考试（BEC）、雅思（IELTS）等出国留学考试。
1987年成立世界汉语教学会，1988年，发布《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规范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6．中外合作办学
始于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经国务院批准于1986年9月成立的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德国歌德学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建立歌德学院北京分院。
（二）教育开放的新阶段（1992～1999年）
在扩大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推动下，教育进一步开放。
1．教育开放列入议事日程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199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通过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要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办学体制，确定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1994年）中提出“国家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好机构和人士按照我国法律和教育法规，来华捐资办学或合作办学。”
2．教育开放得到法律保障
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60条重申了“国家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的精神；第67条专设“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一章，要求“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得违反中国法律，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第68条和第69条分别规定中国境内公民和境外个人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留学、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或者任教。第70条规定中国对境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的承认，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3．扩大教材引进和合作研制
人民教育出版社扩大搜集、选购、引进外国教材，截止1998年7月，先后引进的美国、日本等6国中小学教材已达15000册。在此基础上，加强了与国外著名出版机构的合作研究开发，如高等教育出版社与英国美克米伦出版公司合作，根据我国教学大纲，由英国专家为我国编写了大学英语教材《现代英语》，首开中外联合出书的先河，同时也开始了与美国、前苏联、日本、德国等国家出版公司的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外语类教材。
4．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大量吸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行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政策，先后已有38万人出国留学，分布在世界103各国家和地区，学成回国的有近12万人。目前，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出国留学，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派出国。同期世界各国和地区来华留学人员已达35万多人，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0多所高校，与出国学习人数基本持平，我国举办的汉语水平考试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5．扩大中外合作办学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自1995～1999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国内大学，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的大学，在国际工商管理（MBA）等学科领域进行合作，非学历教育合作办学机构数量更多。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500多个，合作领域覆盖整个教育体系。同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也走出国门，到国外合作办学。
6．扩大吸引外籍教师力度
1998年，教育部制订《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鼓励全国高校设立“特聘教授”岗位，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7．积极借鉴国外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
学习研究国外的基础教育思想，重视开发学生能力，活跃教学环境；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德国的“双元制”、加拿大的以能力为本位的“CBE-DACUM”模式、世界劳工组织倡导的就业培训模式“ME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小企业创业技能课程”等。
（三）1999年至今
1．加快开放步伐
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及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承认了投资办学，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开放的力度。2001年教育部鼓励一些知名高校直接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开放澳大利亚设立的“雅思”考试等，开拓了国人出国留学的多种途径。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吉利教育集团等政府、社会团体和公司举办的国际教育展越来越多。
2．加入WTO，加速教育开放进程。
加入WTO，做出了若干教育开放的国际承诺，标志着中国教育走向全面开放，融入世界教育发展主流。2002年初，我国简化了出国人员出国手续，允许在校生因私短期出国。4月9日，中德签署协定相互承认学历等值，这是我国在此领域内与西方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政府协定。
教育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基础，极大地改善了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了综合国力，为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受制因素较多，总体开放进程和程度相对落后于其他行业和部门，开放水平较低。
二、 我国教育管理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战线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有文化劳动者，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贡献。
（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母法，以《教育法》为基本法，以《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200多项专门法规和130多项地方法规为支撑的教育法律体系，特别是《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暂行规定》（1987年）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1997年）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1995年）等专门教育法规，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确定了新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即实行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分级管理体制，确立了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高校逐步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职业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以政府投资办学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支持中外合作办学；各级政府负责普及义务教育，国家、社会和个人分担非义务教育，毕业生自主择业；在政府引导下，扩大学校面向社会办学自主权，推动后勤社会化，取消高校年龄和婚否等限制，淡化省会以上城市大学毕业生户籍限制，而在就学机会、办学许可和就业政策等方面逐步开放，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体系框架，为我国教育顺利加入WTO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教育开放的法律保障
1．1981年颁布的《学位条例》和自费留学收费政策，消除了外国来华留学生的顾虑，开拓了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途径。
2．形成专门教育法规
1993年6月，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强调积极慎重、以我为主的原则，明确基础教育不属于合作办学的范畴，并且规定不接受宗教组织在我国合作办学。
1995年1月教育部制订《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把合作办学定位为中国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是中国教育事业的补充，但对办学准入、经营范围、教育教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学历颁发、善后事宜等做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规定。
1999年7月，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暂行办法》，对接受外国小留学生做出了新规定。
面对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2000年底，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管理局颁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顺应国际惯例，明文规定禁止任何留学中介机构办理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的业务，否则以违法论处。
（三）教育管理存在不少问题
由于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观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教育模式等仍比较落后；教育投入严重不足，高层次和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基本上还属于“卖方市场”；教育标准不明确，教育发展规划以满足经济需求或社会需求为目的，一般为5年的期限，与教育所需的更长时间不相匹配，突出了计划性，忽视了人力资源的可替代性和劳动力市场流动；对经济指标估计的失误，时常造成教育发展目标的大起大落，或更多地顺从社会需求使教育难以适应。此外，教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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