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作文选择心不由己和作文内容言不由心
[作者] 李耕成
[内容]
作文是个大课题。在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中，我认为写的能力运用最难。它要求学生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更须具备心理稳定的素质。我无意对此作全面的分析，况且各类语文期刊、专著已论述极丰。我只想联系学生的课堂作文，找出学生作文选择心不由己和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
先说学生作文选择心不由己。
巴金早晨起来就写作，闻一多却让灯光漂白了四壁，这只是说作家的写作习惯。写作习惯却严重地制约了写作机智。学生不是作家，学生也有自己的学习习惯。比如有些学生爱早晨读书，晚上做题目；有些学生却爱早晨做题目，晚上读书。这就说明学生也有学习习惯。
这种习惯是他们在寻找最佳学习时机中自然形成的。学生课堂作文却不能按照自己的学习习惯，自由选择作文的时机。有时甚至刚上完一堂数学课，一道难解的几何题还在头脑中盘旋，而语文老师走进来，半截粉笔在黑板上一挥，写下一个作文题来，限在九十分钟——甚至四十五分钟内完成，这时的写作心理就不卫生了，其结果必然影响作文效果，难以进入作文的角色，有时还可能诱发“厌倦作文”的情绪。
《普通心理学》用“疲劳曲线”揭示了人体的奥秘，一个人一天之中，神经有时处在兴奋状态，有时处在抑制状态。处在兴奋期，工作学习的效率最高，处在抑制期，学习工作的效率最低。兴奋与抑制总是曲线循环，周而复始。我们把学生课堂作文时精神状态也作个简单的分析。学生的学习时间可分做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五个阶段，根据“疲劳曲线”显示，在课堂作文时，神经处在兴奋区的人，约占全班人数五分之三。但学生是一个群体，长期过着共同的学习生活，其兴奋周期也容易接近，因此，课堂作文时，处在兴奋区的人可能多于五分之三，也可能少于这个比例。现在假设处在兴奋区的人数占作文人数的二分之一，另一半人数还处在抑制区。如果将处于“疲劳曲线”上不同点的两种学生放在一起，同时进行一次作文竞赛的话，同样的文题，平时同样的写作水平，处在兴奋区的那一半人的作文成绩必然优于处在抑制区的那一半人的作文成绩。那些处在抑制区的人当然想在自己神经兴奋期来写了，然而，教师站在讲台前，是不受“疲劳曲线”的影响的，专等作文交齐，容不得学生自己选择作文的时机。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一。课堂作文，无一不是命题作文。虽然有些命题是给材料作文，但这种给材料作文，是绳索上的活扣，越拉越死，最束缚作文者的观点和选材了。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圈子，把学生固定在一个圈子里作文，比“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语）更加艰难。因为“镣铐”锁住的只是诗歌的形式，“圈子”圈住的却是作文的内容。作文命题和写作过程，有着极不和谐的一面。写作的过程，就是把已学过的语、修、逻、文知识综合运用到某种具体的载体中去，这个载体又是作者的社会实践或生活阅历与自己的思想观点、情感因素的复杂组合。其中，知识、实践阅历、思想情感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一个作文的命题，很显然是对这三个要素作出严格的要求和限制。对知识的要求，具有科学性，也是公平的。因为命题的难度，总是根据学生获得知识的程度来确定的，而做同一命题文章的人，又都是学历相等的同学。对实践阅历和思想情感作出限制，就不公平，一个班（考试时往往还是一个区、盛国）几十号人，虽然学历相等，年龄相仿，但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以及社会教养不同，他们的社会实践，生活阅历，思想观点，情感基因等，也决不可能相同。一个命题，就强将这些非智力因素不同的学生拉进了同一个圈子里来作文，有一部分人就会得心应手，而另一部分人就苦不堪言。即使苦不堪言，也不敢不按命题的要求来写，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二。
学生的作文，一般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教师的指导，一方面传授了写作技巧，是学生获得写作知识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唤醒积聚在学生头脑中的各种素材，使他们迅速地进入作文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写的能力的提高，但客观上也制约了学生在选材和构想方面的尽情发挥，有远功而无近利。教师的指导，总是要比学生的实际能力高一级，意在“取法乎上，得之于中”。学生往往会把教师的“高指导”理解成高要求，照老师的意图写，力不从心；不照老师的意图写，又怕离题，不合要求，思维就在老师的暗示圈里僵持着，老半天也醒悟不过来。临近交稿，只好东拼西凑，画虎不成反类犬了。教师又不可能不指导。若不讲，从远处看，那些审题立意，谋篇布局，神形聚散，人事合一，理论相彰之类的作文知识和那些以小见大，烘云托月，删繁就简，叙议结合，扣人心弦之类的写作技巧，学生从何处获得，又何时领悟呢？从近处看，只有一个光杆题目，学生又会觉得徒手抓刺猬，不知何处下手，两眼瞪着黑板，一筹莫展，最终还得请教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任务。这是作文选择心不由己的原因之三。
课堂作文，是自有教育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老套路。用它，已培育了无数的文章好手。可见，这种套路，老则老矣，生命力却极强盛。虽然许多教师同情学生的这种作文处境，常有自由作文，课外作文，周记作文，假日作文，无限制课内作文等形式的花样翻新，让学生暂时摆脱一下课堂作文的困境，吸一口自由创作的新空气，但是，命题作文的形式，并不因为老师的同情就终止。在考卷的尾题如法定一般属于命题作文且分值诱人的教育现实中，教师必定恪守陈规，使它长期延续并光大下去。作文选择心不由己，是教学改革的春风吹不到的“玉门关”。
再说学生的作文内容言不由心。
教师在审阅作文时，对立意好的文章便格外垂青。学生从作文知识中也得知立意的重要意义。但是老师眼中的立意和学生笔下的立意往往有些差异，前者侧重主题的统帅作用，后者侧重主题的政治意义。学生看清题目之后，就“意在笔先”，决定提炼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了。主题的确立，只有一条途径可走，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高尔基也曾经说过：“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实践是主题来源的唯一途径。学生在根据命题暗示而提炼主题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提炼出来的主题是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后的结果；另一种，提炼出来的主题不是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的结果。前者叫做主题明确，后者叫做主题模糊。主题模糊的人，本来就把生活和认识分了家，因此，他在行文过程中，对题材就无所谓“驯，无所谓不“驯，只凭主观推测，把母猪写成了大象，还自以为想像大胆。这类产品，无论怎样精雕细刻，也只能立于“伪劣”之列。例如，有个高一学生写“我的父亲”这个文题时，把父子关系写得似亲非故，似友亦敌，叫人啼笑皆非。后来我才得知他从小没了父亲，从未受过父爱与父教，通篇题材都是根据“严父慈母”这个词“想”出来的。他认为父“严”必定和母“慈”相对，母亲的慈爱与宽容必定和父亲的冷漠与严肃相对，但自己与父亲毕竟血脉相连，父子的感情也应是天生的，和朋友那种后天性的友情有区别。从这种认识出发造材料，哪能不令人啼笑皆非？主题明确的人，作文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照着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去写，好的作文都是出自这些人之手；另一种是放弃“生活暗示给他的思想”不用，偏要写些对社会实践缺乏理性认识的东西，这类作文也往往掩盖不了捏造题材的假相。例如，有一篇“我的理想”（高三作文），一个学生写道：“我将来一定能够征服太空。”我知道这个学生的理想并不想做太空飞行员，他成绩平常，只想考个技校，学一门实用技术，做个普通劳动者。但作文中，却写了一件和自己的实际理想毫无关联的事件，也将实践和认识分了家。结果形式虽华丽，“理想”却如太空人一样缥缈超脱，找不到“我”了。其实，做个普通劳动者的理想并不差，后来我问他为何不实写，他说，怕立意平淡，没多大意思。一个“怕”字，就道出了写假的缘由，也表明了学生对“立意”的曲解。或因没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感知，矫情做作，或求立意深远，不表真情，是作文内容言不由心的原因之一。这类作文，假话连篇。
文题摆在面前，主题含在心中，材料还要到记忆的仓库中去寻找、选择。穷家还有三担家什，一个仓库可供选择的材料又何止“三担”？究竟选些什么材料放到文章中去才好呢？总不可能把所有的凡能为中心服务的材料都写进去吧？同类题材的再选中，学生决定取舍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价值取向因素和信心因素。学生对题材的价值的认识往往受到语文课的德育教育的影响，认为好的主题，就是要好的材料来表现，好的材料才能载现好的主题，产生诸如此类的肤浅认识。究竟什么材料是好材料，却不能从范例中获得启发，只从题材的表层意义去推断，黄金要比木头贵重，列宁咳嗽一声，比班长说一箩筐还有威力。这就是学生作文时选材的价值取向。从这种价值观出发，作文者在选材时，往往“登泰山而小鲁”，见磐石而不见金沙。写入作文中，便非国家级大事不举，非伟大名人的言论不引，一心用这种大套子做成的气球，把主题高飞到天上去，还自以为中心明确，材料典型，说服力强大。比如，我让高三同学写了一篇关于捐助“希望工程”的“爱的奉献”的命题作文。写这个文题，本来可以把同学们捐赠钱物的具体事迹写一写，把自己对此活动的认识表一表，凭借高三的写作功底，完全可以写出一篇感人的作文来。可是，多数学生写的却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中了解到的事例，并加上评论：“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题材之大，引用之多，大出我的所料。这种价值取向偏差太大，偏离了自己的生活和体验，妄求有得，其实是失。学生在选材时，还存在着有没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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