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子”与田文的关系
“文子”是谁的问题，自班固之后，尤其是柳宗元以来，聚讼不已，在学术界始终没有较为确切的结论。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我们判明竹简《文子》形成于汉初的可能性最大，说明“文子”是出于伪托，但文子是谁的问题仍然呈胶着状态。要想有所突破，不仅需要考虑逻辑上的多种可能，更需要多种史料的综合比照。
一、古书流传的复杂性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注的再考察
从《汉书·艺文志》的导言来看，孔子之后学术流派很多，书籍的命运多舛，书籍的来源驳杂：
《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藩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王葆玹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刘向自恃为《谷梁》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它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1]
在“真伪纷争”、 “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那些出土文献诚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但在下葬之前又经历了那些变故呢？所以需要认真考究。
具体到《汉书·艺文志》中所着录的37种道家著作，根据作者的虚实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本上属于著者原创或注释前人作品的，如《老子》、《庄子》、《管子》、《田子》、《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
2、基本上属于依托或可以怀疑是依托的作品，《黄帝君臣》、《力牧》、《杂黄帝》等班固已明言“起六国时”， 或“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六国时贤者所作”。而在《太公》之注中，班固说：“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有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那么《伊尹》、《辛甲》、《鬻子》三本书的情况又如何呢？本文认为书名与作者的身世要有所区别。比如“伊尹”是“汤相”，但《伊尹》这本书是不是伊尹本人所着，就需要谨慎对待了。而“辛甲”是“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两人的身世都是有据可察的，但他们是不是就是《辛甲》、《鬻子》的作者还是可以怀疑的。“孔子之前没有私家著作” 的学术标尺已经被动摇。但 “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2] 的判断还是可信的。更何况，“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3] 比较温和的说法应该是《伊尹》、《辛甲》、《鬻子》和《太公》一样是依托于他们的事迹、言论，并做了引申、发挥和附会的书。
有鉴于此，不能仅仅以《汉书·艺文志》来考量班固之前的文献，反之，有必要以先秦以来的文献来考量班固所作的注释。
二、众多“文子”考索
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子"为名者屡见不鲜，而冠以姓，仅在《左传》、《国语》中就能找到十六个之多，遍布晋卫齐鲁诸国，且身份各不相同。严灵峰先生业已考证这些"文子"都不可能是《文子》一书的作者。[4]
刘向《列仙传》：“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黄老言，居潜山下。”《大戴礼·卫将军文子》中有文子、子贡、孔子三人的对话，其中不乏“文子曰……”的内容，主要是卫将军文子追问子贡孔子七十余弟子中“孰为贤也”，另外还有孔子对于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评论，其中还提到了晋大夫赵武，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赵氏孤儿，这个赵武也叫"文子"[5]，可见“文子”其人多矣，究竟哪一个和《文子》一书有瓜葛需谨慎对待。
三、文子：“老子弟子” 的疑窦
关于文子，班固《汉志》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王充《论衡·自然篇》也把老子和文子看成师徒关系，以为：“以孔子为君，颜渊为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为君，文子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着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钱穆先生业已指出：
今按庄子好言老子，其所称老子弟子，如南荣 、庚桑楚、杨子居之徒，虽云空言无事实，亦述之详矣。顾独不及文子。其它诸子亦无言文子者。太史公载诸子，亦缺文子。[6]
钱穆先生还提到：
《孟荀传索引》引《别录》：“墨子书有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则非与孔子同时之文子也。
钱穆先生在《老子杂辨》一文中又说：“老子弟子文子乃尹文之误”，并认为《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
班固注《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一位“老子弟子”，他是《蜎子》一书的作者，班固注曰“名渊，楚人，老子弟子”。这个名“渊”的人，一般都认为就是环渊。《史记·孟荀列传》：“环渊，楚人”， 和田骈、接子、慎到等人都是稷下先生，“皆学黄老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并且各有著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这些人在宣王时“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班固并没有把田骈、接子、慎到等人视为老子弟子，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班固所见到的《蜎子》一书中有“学于老子”之类的话。正如王博先生所言，“谓此人述老子可也，谓其为老子弟子则非也。”[7]
而竹简《文子》中，没有文子和老子的答问，更看不出文子是老子弟子的痕迹，王博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班固等以文子为老子弟子，实无证据。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平王问文子曰：‘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可为文子师从老子之证，但遗憾的是，竹简《文子》适有此段。0880号：“王曰：人主唯（虽）贤，而曹（遭）淫暴之世……”而无“吾闻子得道于老聃”句，可知此为后人增益，非原文之旧。[8]
由此可以推断，班固所见到的《文子》中，与八角廊竹简不同，其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的字眼。
至于钱穆先生所提到的文子“盖即尹文子”的假说，因为《汉书·艺文志》名家类着录《尹文子》一篇，注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尹文子显然也不是老子弟子，更不是“文子”。
可见，班固所言“称周平王问”是否误读暂且不论，但以“文子”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 却有误读的可能，其出发点无非是《文子》书中对《老子》思想多有申述而已。王充、葛洪等因袭班固之言，唐代则把文子封为通玄真人。加之传世本《文子·道德篇》中有“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之语，造成了一连串的“误读”，使“平王”与“文子”的问题日益扑朔迷离。考虑到竹简《文子》的思想和《庄子》外杂篇中的黄老思想多有契合之处，我们更有理由推断“文子”不是老子弟子。
四、文子：与平王“势不两立”
辨明 “文子”不是老子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考虑：既然文子和平王答问，那么文子是不是平王之臣呢？班固的《汉书·古今人年表》中确有“文子”其人。《古今人年表》横向是古今人所属的道德等级，纵向则是时间序列，文子列在秦襄公之后，同属“中中”一等，在周平王宜臼稍前。而秦襄王与周平王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史记·秦本纪》记载：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歧、丰之地，秦能攻遂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秦襄王为周平王救难，率兵力战，又护送周平王迁都雒邑；周平王则对襄公赐爵封侯，二人相互起誓。周平王东迁赖秦襄公之力，秦襄公立国乃周平王之封。这样看来与秦襄公同时的文子，和周平王问答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王博先生认为“文子固为平王朝中之臣，似不必自后世求之”：
道家之书，本多依托之言，如《伊尹》设为伊尹、商汤问答，《鬻子》设为鬻子、周文王问答，以及帛书《黄帝四经》设为黄帝与太山稽、果童、力黑的问答等，其言行事迹历史中虽无有，然人物关系从不混乱，并无“关公战秦琼”之例。以此知平王固为依托，文子亦然。[9]
正如王博先生所言，“道家之书，本多依托之言”。但是，“伊尹”在竹简《文子》中就被提到。伊尹的言行在《世纪·殷本纪》中更有明确记载：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 "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实际上，伊尹在春秋战国的诸子著作中被屡屡提起。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是故汤以胞人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庄子·庚桑楚》
《孟子》一书中提到伊尹的有22次之多。
而力牧，《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至于鬻子，《史记·楚世家》所言：“鬻熊子事文王”，也可以作为鬻子与周文王答问的依据。
回头再看文子与平王的问题。现有的文献中，从春秋到汉武帝时期，只有三个平王事迹可考：周平王、楚平王、梁平王。楚平王和周平王在《古今人年表中》都列入“下下愚”一等，《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平王被汉武帝评价为“无良师傅，故陷于不义”。三人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如果确有“文子”其人，且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和思想，在史书上不可能没有记载。可见，“文子”并非平王之臣。班固把“文子”列入古今人表，无非是文子是和“平王”答问者，而这个“平王”，又被班固当成了周平王，所以把文子和秦襄王搁在了一起。
五、文子：非辛文子
关于文子身世的最有影响的说法，当数“辛文子”说。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大概生活于北魏时期的李暹为《文子》一书作注，且有文子之传流行于世，其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 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这一说法流传甚广，李善、徐灵府、孙星衍都持这一看法。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还补充说："文子，晋之公孙，姓辛氏，字计然，文子其号。家雎之葵丘，属宋地，一称宋钘，师老子学，早闻大道，著书十二篇曰《文子》"，"楚平王聘而问道，范蠡从而师事之，勾践位以大夫，佐越平吴，功成不有，退隐封禹之地，登云仙去，吴兴计筹之阴乃其古处"。
《史记》中有范蠡师计然之语。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范子》之语见于马总《意林》卷一，其中谈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心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同利也'。"
《意林》另录《范子》十二卷，"并是阴阳历数也"。可见，作为范蠡之师的辛文子可能是阴阳学派的重要人物，和作为老子之徒"祖述黄老，宪章玄虚"的文子显然不是一个人，《汉书·古今人表》“文子”之后又有“辛有”之名，后人所“文子姓辛氏”的推测，很可能是把两人混同起来了。洪迈《容斋随笔》辨曰：
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着，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因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宋濂也认为：“计然与范蠡言皆权谋术数，具载于书，绝与此异”。他推论说：
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欤？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说，误指为《范子计然》十五卷欤？[10]
洪迈、宋濂等人的论证是确切而可靠的。《范子计然》一书《新唐书·经籍志》列入农家，在贾思勰《齐民要术》已有所引用，鲁迅先生做过《范子计然》的辑佚本，学者认为计然的言论中“真有见地的是他对经济问题的见解”。[11]
六、“文子”其人的两种可能
1、自著其书的文子：
这个“文子”应该同时满足两个属性：
（1）从《文子》其书的内在思想来看，文子应该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传人。
（2）与此相适应，文子其人作为重要的思想家，如果是秦汉人，一般会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如果是先秦人，《庄子》、《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韩非子》、《淮南子》等著名的学术文献中，应该有他的蛛丝马迹。但是，目前所见到的文献中，要论证文子是老子弟子或者平王之臣是有困难的。
2、著者自隐其名，而伪托“文子”，又有三种可能，
1)被伪托的文子是“公共人物”，则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该文子名望不可不高；
B、该文子是和思想界不可没有瓜葛；
C、该文子和道家不可没有联系。 2)被伪托的“文子”确有其人，但只是和作者有特殊关系，比如父子或是师徒。这种情况几乎可以排除，因为对其父其师的纪念还不如明确记载他们的言行。 3）被伪托的文子也是子虚午有，那唯一的解释就是春秋以降，文献中叫“文子”的人俯拾皆是，著者信手拈来。因为要阐释和发挥道家的思想，所以挂在“老子弟子”的名下。而那个“平王”，无非是“处淫暴之世，而欲化久乱之民”的君主的代名词。这个君主是某诸侯国的君主，还是“天下”的君主，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考虑到文子不是寓言式的著作，这种可能性也可以暂时排除。
七、文子与田文的特殊关系
1、田文又称文子
田文称“文子”，是有确凿证据的。《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国君田婴。”《战国策·魏策》：“犀首许诺。于是东见田婴，与之约结，招文子而相之魏”。“（ 犀首）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招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善’。因招文子而相之。”《史记·范雎列传》；“诸侯见齐之疲敝，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
2、此文子名望最高
田文是战国四君子中名望最高的，相齐、秦、魏三国，一度“中立于诸侯”，“世传其好客自喜”。
3、齐国与道家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孟尝君本人的言行也和道家思想有内在联系
孟尝君之父靖郭君田婴听从了门客“海大鱼” （“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的讽喻，放弃了“城于薛”的念头。靖郭君还重用为众人所诟病的齐貌辨，齐貌辨后来果然立了大功。《战国策》这样评价：“当是时，靖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 故人非之不为沮 。”（齐一）
孟尝君在齐国被评价为“善为事矣，转祸为功”。在士人的心目中“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孟尝君养士“无弃人”，鸡鸣狗盗之徒就是著名的例子；夏侯章更是通过诋毁孟尝君的方式抬高孟尝君的声望，“以身为孟尝君，岂得持言也”。（ 齐三）其门客冯欢收债于薛，损“有余”而补“不足”，一方面分别欠债人的“有余”（富给者）和“不足”（贫穷者），一方面分析孟尝君本人的“有余”（珍宝、狗马、美人）和“不足（寡有者以义耳）”，烧毁了卷契，并营造了“狡兔之三窟”，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
颜斶说齐宣王去华取实，强调“矜功不立，虚愿不至”， 说明“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并直接引用老子的话；“老子曰 ：‘ 虽贵，必以贱为本； 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贱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谓 ，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 ， 舜傅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 宣王很受震动，“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却表示：“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战国策》评论说：“斶知足矣，归反朴，则终身不辱也” （齐四）这样典型的道家思想在齐国得到认可，说明齐国有深厚的道家土壤。
4、田文入诸子
更主要的是，田文被看成是重要的思想家，和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并列在一起，《韩诗外传》卷四云：
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鉼、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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