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中只用了137个字，从正面记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马迁说：“孟柯，邹人也，授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是战国中期的大学者，曾周游齐、宋、滕、魏等国，试图说服诸国君王接受道德仁义的政治主张，均因其学说“远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纳。故此晚年去齐回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他始终为人伦正义、为道德政治，奔走呼号，而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后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识时务，以孟子的聪明才智和雄辩之力，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搏个富贵功业还不是易如反掌。
讲阴阳五行的驺衍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孟子来见惠王，梁惠王开口却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气。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向时代风气妥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明知道挽救不了这个时代，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圣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吗？周游列国到处受瘪，还被困在陈蔡饿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吆喝了一辈子也没把自己推销出去。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赞扬孔子，才大大地抬头。伟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是倒霉，死了以后才吃香。所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开辟者。
但孟子毕竟去孔子165年，所处的时间、空间背景都不同。孔子温良恭俭让、孟子间有侠义之气，二人的性格、脾气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圣人在为人处事、劝政说理的风格上也迥然有异。孟子有雄辩之材，例如他说服齐宣王行仁政，说得宣王无言以对，只好敷衍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没办法施行仁政。孟子说：好色有什么关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谁不爱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将此心推广开来，使国中内无怨女，外无旷男，好色又怎么会影响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财。孟子又说：好财货有什么不好？谁不喜欢财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刘也是喜欢财货，他与百姓一起富国强兵，大王您如能与百姓同之，爱财与施行仁政有矛盾吗？宣王又说：“寡人直好世俗之乐”，我还爱听流行歌曲。孟子说：听何种歌曲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大王要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是少乐乐，还是众乐乐。如能与民同乐，听歌又有什么不好呢？齐宣王被堵得走投无路，孟子正是在引导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为“亚圣”，其书被列入儒门《十三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格过程。在汉代，《孟子》与《论语》虽然同为子书，但实际地位却大相径庭。《论语》是儒家六艺的基础课，地位在经子之间，而《孟子》则属于普通的子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汉文帝时《孟子》虽然一度被设置为博士，但那是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即罢了。
唐文宗太和年间，国学石刻《十二经》，还是没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经书上，《孟子》才第一次被列入九经。
明洪武帝朱元璋认为孟子不应与孔子同享文庙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读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文章时，不尽拍案呼好，又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庙。孟老夫子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实在是苦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