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教育中，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采取各异的教学方式，私塾学堂里面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需求。孔子讲授“仁”，一个学生一种方法，内容都不一样，所以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66次之多。一个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义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学方法，是针对每个学生天性、秉赋的特点帮助他理解“仁”字的含义，否则他听不懂。对孝字的解释也是如此，《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问孝，孔子的回答每个人都不同，例如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给父母脸色看，是子女经常干的事，如果能够做到不给父母吊脸色，就是孝。 “色难”有两重意思，一是脸色难看，二是不使脸色很难。这是针对子夏说的，可能子夏经常犯“色难”的毛病。其他学生，不“色难”，孔子就要换个说法了。因此，人文学科的许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佛家常说“法无定法”，要因人设教，这是在教学方式上的讲究。
在教学内容上的讲究，就是“详训诂，明句读”。训诂与句读是读古书的基本功，训者解也，诂者古也，所谓训诂就是用通行的白话解释古文的词义和字义，后世发展成一门专科学问，叫训诂学。中国的文化典籍经过“焚书”的浩劫和秦末的战乱，至两汉时已经是残破不全了，特别是“五经”，后人已经很难读懂了。于是汉儒们才出来训诂，对五经进行注释和考据，通经的人称为 “五经博士”，所以训诂学起源于汉朝，被称为汉学。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统称为“汉学”是不确切的。
清代是训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出训诂学、章句学、考据学、注释学等专门学科，后世统归为语言学。今天高等学府里面开设的文献管理、档案管理、图书馆学等专业都开设此类课程。但是研究归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实用际价值则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为一个字、一句话考据一辈子，可以写上百万字的文章，甚至拿个博士学位。
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标点符号，注意不是没有，而是不用，没有和不用是两回事。为什么不用？因为文章一经圈点，文气就断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气本是畅通的，如被截断气机就滞塞不通一样。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气，文气一断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论语》一辈子都读不厌，每年读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读有每次的体会，句读一变，整个文意就大变，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断死。宋儒将《论语》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断死，变成现在的253条僵化的语录，除了断章取义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古文训诂可以，不能翻成白话文；明句读可以，不能做句读。
但是对初学者，一定要将文义、字义讲明白，将文章的初始句断讲解清楚，以便帮助初学者理解。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句号）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古人常有“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句读点错了，常常会闹笑话、出歧义。例如当年批孔运动中，常用《论语》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来说事，说孔子为专制帝王帮忙，推行愚民政策。还将老子拉过来陪绑，因为《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的话。老子与孔子说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暂且不论，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话也没有任何“愚民”的迹象。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殿堂推向民间，才有后世的社会教育，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孔子是有教无类，要将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导谁去呢？这从道理上就讲不通。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断句断错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随他们去，为政者不要没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们，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同理，孩子听话，父母就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挑剔；孩子不听话，父母就要好好地对他进行教育。断句断错了，就变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说错了吗？不是！是你自己断错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