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四书中的《中庸》谈理，相当于认识论；《大学》谈法，相当于方法论；《论语》《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两位名角，一个演仁，一个演义，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是孔子传曾子，曾子著《大学》；曾子传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许多人以为《大学》《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实不对。《大学》与《中庸》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与《大学》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只是子思的门人，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论语》。《论语》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一共有二十篇，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十分难能可贵。
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国流传的《鲁论》二十篇、齐国流传的《齐论》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得到的《古文论语》。但《古论》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散失，现在传诵的《论语》只有《鲁论》二十篇了。
《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例如，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郑玄则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当代学者则认为《论语》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不断补充、辑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变得支离破碎，亟须重新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工作，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宋代以后，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明亡以后，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对于“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恢复老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这就是清儒的朴学。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几个时代的变动，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实在难说得很。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据一方，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一是政治的儒学，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二是学术的儒学，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如汉学、朴学一类的学院派。三是民间的儒学，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来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后是宗教的儒学，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这部书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内容都是讲道德，说仁义，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阐明性善、辟斥邪说等。四书的文字分量，共五万六千多字，《论语》只占29%，《孟子》则占了63%，因篇幅较长，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为上下两编。古人不参加科考的可以不读《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须熟读此书。《孟子》的文章写得实在好，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后世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