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的奏议，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由大臣们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呢？因为要奏议的事情一定有问题，否则就不会再提出建议了。帝王起居注，专门记录了帝王每天的衣食起居，参加的各种活动和会见的客人，以及相关的主题与结论，一条一款，不厌其详。今天清宫皇史宬里收藏有清代十位皇帝完整的起居注，从每日的食谱到戏单，为我们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可考的史料。由此可见，绝对不能只读历史，一定还要参考求其他的资料，才可以了解历史的全貌，避免以偏概全。
这样一来，历史就变得很繁杂了，哪里还读得过来呢？因此我们读历史一定要有次序，知道以何种史学著作为主，知道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中国的史书主要分为通史和国史，通史是从头讲到尾，国史只讲一个朝代。通史当然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好，它上接《左传》下至五代，记述了宋以前1360多年的历史。但因其分量太大，朱熹又著了《通鉴纲目》，清末流行的《御批通鉴辑览》和《纲鉴易知录》都是很好的简化通史课本，现代人著的史书能否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就很难说了。
从著书顺序上看，《史记》是记传体的通史，《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国史，这四部书写得最好，不但文理文采好、记述的事实清楚，内容也最为精要恰当，能把这四部史书读懂了，记述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脉络与方法就掌握了，二十四史也就一脉相承的自然顺下来了。
南怀老认为，我们读历史要注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解决的两个的问题：一是统治阶级的治权，一是学术思想的权威。前者是古今中外帝王的大业，孟子称为“人爵”；后者是古今圣贤的千秋大业，孟子称为“天爵”。它虽然不能像帝王的治权那样煊赫一时，却拥有思想的威权和永久的价值，可以在无形中左右历史发展的趋势，孔子也因此被尊为“素王”。如果以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观点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的确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第一个五百年是周代文化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115年至1079年，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因为周公整理了西周以前的中国文化，集上古文化之大成。而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因此探寻儒家学术思想的渊源，必然追溯到周公。
第二个五百年是孔孟思想阶段，大约始于公元前571年至545年，这是孔孟思想的兴起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经列国，至秦汉，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术思想才正式占主导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第三个五百年是自东汉末年三国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儒释道三家文化思想的大碰撞、大交变阶段。第四个五百年是隋唐文化阶段，儒释道文化由大交变到大融合，特别是文中子融会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影响初唐的文化思想颇深，为盛唐的文化鼎盛奠定了基础。第五个五百年是宋儒的理学阶段，出现了理学五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替代了隋唐时期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第六个五百年是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第七个五百年是清代的经学与理学阶段，提倡朴学务实，经世济用的事功学问，鼓吹民族正气与良知，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和后世的建国方略。
时至今日，我们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思想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变，中西文化思想的大碰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所以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又在复活，必将重现于世形成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以来，五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宋儒张载的名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四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