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汉语 实现识字革命

重新认识汉语 实现识字革命

重新认识汉语   实现识字革命

  

重新认识汉语   实现识字革命
张广照
     我这些年致力于革教育的命研究,形成了教育革命(确切地说是革教育的命,见《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一期)学习革命和识字革命的理论和成果,识字革命是前二者的体现和证明。使用我编写的教材、教具和教法识字识词识佳句,可以使五六岁孩子在五六个月时间(约100个课时)内认识2500多个常用汉字,见识4万多个由这些字组成的常用词,了解三千多条完全由这些常用字组成的中华古今文明佳句,超过了小学六年的识字量和中学的词汇量,理解和书写能力更比传统方法提高许多倍,对中华文字文化和文明有了基本的理解。业经实验证明。对中小学生的扩词作文和文明修养都有意义,这在原则上更适用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我集中了中国《千字文》、《增广贤文》、《千家诗》等成功的原理及汉字本质研究的精华,是对传统汉语教学观念、方法和内容的变革,较全面地解决了汉字的难学难写难理解问题。如果我们能像袁隆平改变水稻基因增产粮食那样,研究和译解汉字密码,使得汉语成为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其意义一定是巨大的。
汉语难学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最简洁最丰富最成熟最优秀而又最特殊的语言之一,但又几乎成了举世公认最难学语言最难写的文字,这是很不正常很不应该的。一种语言让国人害怕厌恶如何能让国人自尊自信?让外人觉得古怪难学如何能让外人热爱?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要为此辩护而应为此惭愧。“汉字落后”、“汉语难学”、“拼音文字先进”等论调是伴随着中国近代的落后而出现的,然而汉语难学的原因何在?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是汉语本身的问题,从最初鲁迅、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激烈地主张废除汉字,到现在的主流语言学界莫不如此。比如鲁迅就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现在的许多人虽然不再这样说了,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废除汉字或汉语拼音化仍然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汉语也如今变得似乎更难学了。实践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从整体上讲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反思反省。汉语难学是事实,但其原因可能有两种而不是一种:汉语或汉语教学的问题。而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在几十年的汉字改革者把汉语搞得更加难学之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换个思路,应该看到这是汉语教学而不是汉语的失败,是人(官方和主流知识分子)的问题而不是字的问题,必须对汉语教学进行革命。
      实际上,汉语的难学是历代某些文人和官僚政府刻意为之,是传统教育和官方文化特权主义、霸权主义、专制主义、神秘主义、伪精英主义、贵族气息本质的表现,是为其脱离实践,统治、欺骗和愚弄群众的政治服务的。祖先创造汉字近乎完美,其智慧之高超、奥秘之深邃、原则之科学、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前景之远大是我们远未认识的。汉语一字一音一字一形,文字简洁,文化优美,文明深厚。用不着多大聪明和过多比较,就能看出汉语的优势来。然而千百年来统治者政治愚民文化垄断,终于造成了这种局面。他们故意对汉语学习加上四把锁而愚人自愚:口头语言变成书面语言加一把锁――古代中国的言文分离、书面语言之异于和难于口语世所罕见。我们今天读一千多年前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就像听今天的六岁儿童说话一样,可见当时人们说话也是很通俗易懂的。但读比他还晚一点的人韩愈的文章“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深奥难懂多了。书上记载的那些“之乎者也”文绉绉的东西其实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曾那样说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内容和形式。因而我对古代官方典籍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赵翼后园诗话)。他们利用权力把俗言变成文言使文字变得难学难解,再用语言霸权维护他们的权力。言文一致经过五四白话文运动才基本实现。至今仍有人以语言和文章化简为繁晦涩难懂为荣为高;从写字到成文又加一把锁――汉字笔画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符合人的运动特点和生理规律,而行文印刷却非要从右往左不可,这在书写时除了弄脏衣袖累痛手腕之外,没有任何必要。简直是违背规律,逆天行事!但是千百年来毛病当成传统,右行横排的改变更是现代才开始的,世界上不少华人至今未变;文章写出后又加一把锁:不加标点符号,使得许多语句歧义连连甚至不知所云,以致后人不得不做但又做不好的加标点“句读”成为一种“学问”,此即所谓“一年识字三年断句”。更为荒唐的是,人人都知道说话要喘气,文要加点句要断开并且辛辛苦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