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所谓的“玄言诗”，就它特殊的界定含义来说，乃指产生于东晋中期，并在作品中间大量敷陈玄学义理，以致造成其内容与当时流行之清谈混同莫分的诗歌。与这类作品相伴随着的那股创作潮流，是东晋玄谈引发出来的消极结果，纵尝一度笼罩诗坛，然又明显带有后续力不足之征候，反映了当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绝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眼高于顶，只愿在白纸上描
东周数百年，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统治者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诸侯便逐鹿中原，僭位而上，在一场接力赛中夺取合法性的火炬。这时的诸侯接力赛，还都是贵族与使君的游戏。选手的起码参赛资格就是公、侯、伯。也就是必须拥有那种源自血统、”经过努力也无法达到的权力”（遇罗克）。至于草莽
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上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教授发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尖锐地批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别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讨论与争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巨大。知识界讨论问题，必引徵“五·四”，奉为圭臬，以为真理不可易。但 是，很多热情、激烈的“五·四”观念，其实经不住客观和认真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五四再答客问”中中肯地指出：“我们头脑中有 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
这篇文章的缘起可以追至八十年代末。记得在那时的某杂志编辑部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到过陈寅恪先生不仅是一位学问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当时确实没有人能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即九四年在香港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一位我素来敬重的美学家聊天，又重新谈起这个话题。据那位美学
要点 易氏得姓之说,曾有春秋战国时齐国易牙雍氏,或魏国人受封食采于易水,因以易为姓等等说法。而易水自古属燕国,齐和魏人不可能在燕属易水食采。显然是荒谬无稽的牵附，均应予否定,经考证,易氏得姓,乃春秋以前,久居易水的某氏族（很可能是有易氏或有狄氏）,始以易为姓,不一定有确定的始祖因
前几年，我在“易氏源流考辨”（台湾[古今艺文]季刊1998年25卷1期）文中己讨论过，史籍和易氏家谱关于易氏起源，多是牵附为春秋战国时，齐国大夫雍巫易牙，或姜太公之后人，或战国时魏国易恺,因受封食采久居于易水，其后人系以易为姓.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些说法是荒谬的.试翻开历史地图
当代儒学话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论辩，基本上循着两个路数：一是历史的，重其发展脉络、迁延历程；二是观念的，往往拣金弃沙，只把握根本的传统。前者多为治历史学者所取，处之极端，往往陷溺于所谓“史学的偏见”。三十年代以还，喜宋明理学或研哲学者，于此多有掊击，兹不具论。而后者为习
要开创一个新起点，只需打开过去的伟大哲学著作，并努力领会其精髓。曾经被长久地隐埋了的基本真理的重现，将彻底根除在近代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错误。--莫提梅·阿德勒《哲学十大错误》一、引言：韦伯问题的后现代倒置以马克思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试图从经济生活方面去解答现代资本主义
引言1983年第一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我曾提交了《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的来源--且谈"变文"之"变"》的论文(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8月创刊号（总第四期）。)那篇论文，提出了如下的一些主要论点一，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于中国本土早在先秦已经成熟确立；二，楚汉"辞赋"是
“文子”是谁的问题，自班固之后，尤其是柳宗元以来，聚讼不已，在学术界始终没有较为确切的结论。竹简《文子》的出土，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我们判明竹简《文子》形成于汉初的可能性最大，说明“文子”是出于伪托，但文子是谁的问题仍然呈胶着状态。要想有所突破，不仅需要考虑逻辑上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
一 引言"反智论"译自英语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称为"反智识主义"。与其认为它是种学说，倒不如视之为一种态度。在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于政治，文化等领域。（１） 在禅宗中，反智论的表现最为突出，不仅在"智性"层面，更是牵涉到"理性"层面。
"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以来，儒家学者在思考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时，道统一直起着明确自我归属的作用。在儒家内部，道统则起着划分学术与学派界线的作用。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同时又对儒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本文试图以对道统的
内容提要在人的存在问题上，虽然孔子和孟子既试图确立个体性的自主自律，又极力实现社会性的仁爱理想，但由于他们把血亲情理视为儒家思潮的基本精神，不仅赋予它以本原根据的意义、而且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个体性和社会性都应该依附并从属于血亲团体性，甚至认为在三者出现对立冲突
内容提要：传统和非传统的前景和命运取决于现实的认取和否定之间的活动结果。启蒙和愚昧分属传统和非传统。认取启蒙和承袭愚昧分别是两种不同的现实活动。而现实活动在形态上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学术、舆论等方面。无论认取启蒙还是承袭愚昧都必须诉诸现实的活动才能见出
六 或许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到了血亲情理的这种团体性特征，孔子和孟子都明确要求人们从特殊性的"父慈子孝"出发，通过"由己推人"的途径，达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就此而言，他们实际上也曾试图主张：在以血亲情理作为本原根据的前提下，人们应该超越血亲团体性的有限范围，将血缘亲情
今天在中国，加入世贸、与国际接轨等口号越来越响，似乎大有代替兴旺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口号。从一种角度看，这好象表明中国的改革已经踏上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以往那种主要关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眼光再也跟不上形势了。但也有一些比较坦率的学者专家认为，其实，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瓶颈
儒家对于“慎独”之学的极端重视是众所周知的，《大学》、《中庸》力主“君子必慎其独”自不消说，马王堆帛书及郭店竹简《五行》中亦大讲“君子必慎其独”。宋明理学中直接讲“慎独”二字。郑玄注《中庸》，把“慎其独”解释为“慎其闲居之所为”，朱熹则认为“独”是“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
有关《庄子》的解释，迄今逾八百种之多，但在历史上有两个里程碑式的解释，那就是郭象的《庄子注》和成玄英的《庄子疏》，以至于只要谈到庄子，就一定会联想到郭象和成玄英，在原创者与解释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自然联系。郭、成二人的解释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在于这二人对原点典精神的吃透，
摘要：《周易》中的犯罪学思想，几乎涵盖了现代犯罪学研究的所有理论基本点。本文从犯罪学基本概念、犯罪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社会、政治诸方面揭示了犯罪产生的深层原因；还从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方面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并指出《周易》犯罪学对策论是以预防为主、法治与德治并举的原则；其理论架构具有
摘要：《周易》的形成出于占筮，古人以此来求知国之兴衰、人之穷通，具有一种“通古今之变”的思维倾向。所以它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迷信，那蕴含其中的某种逻辑推演和理智分析的因素，被后来的易学及其哲学发展出一套《周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这些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以阴阳变异的法则说明一切事物。本文主要从《
摘要：荣格在《易经》的影响下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同时性原理”，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普遍性联系。本文介绍了荣格的这一原理，依据《易传》的相关论述对其作了深入剖析，并进一步用“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道理，对同时性现象，包括占筮过程作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荣格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
摘要：诸子之学皆渊源于《易》。就儒家而言，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以此为参照，考诸《易经》，不难发现，儒家思想的许多内容，如和合精神、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思想等，皆可在《易经》中见其端绪。 关键词：易经；儒家；和合；民本；内圣外王 Yi jing and the sources of Co
